小小的“海龟车”承载着上海人美好的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在上海街头巷尾的“茶头”，披着一层淡绿色的铁皮外壳，顶篷用厚厚的帆布做成。因为长得有点像乌龟，巷子里的人就叫它“乌龟车”，也有小朋友叫它“拉加布”(上海话叫蛤蟆)车。
巷子里宋家二儿子在出租车公司开乌龟车。当他回家吃午饭时，车就停在他家门口。经常进入“白图”，模仿司机的驾驶动作。乌龟没有方向盘，只有三轮车的把手。前面只有一个司机，后面有两个乘客。
海龟不用手租车。他们必须在医院、公园、车站、码头等租车点登记。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开始一刻钟，后来一公里三毛钱。当年弄堂里的人都不是很有钱，要出门，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只有想去医院生孩子的媳妇才会舍得花钱叫龟车上门。经常看到一辆乌龟车开进我家门口的巷子里，一头长发孕妇围巾，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坐在妈妈旁边，沿路颠簸。产妇丈夫踩着一辆“老坦克”，跟在乌龟车后面。“老坦克”的车把上挂着竹制保温瓶、搪瓷杯、脸盆、肥皂盒等。用网线装起来，砰的一声踩下去。
乌龟虽然有点简陋，坐在里面有汽油味，但是小巧灵活，在狭窄的巷子里行走无阻，偶尔还能拿得起价钱。巷子里的人有时会去老北站坐火车，在16号铺上船。因为行李重，他们还把龟车叫到门口。逢年过节，各地知青都背着大包，黄豆、甜瓜子、地瓜干、大米等。这些都很重，而且他们还叫了一只乌龟把行李扛回家。乌龟的后盖可以翻下来，是专门用来载物的。几个旅行包折叠起来用绳子绑起来，也挺结实的。
妈妈去杭州哥哥家一般都是坐13路电车去老北站。有一次，她身体不适，我哥去中山公园租车，叫了一辆龟车送她妈去车站。她一听，开一站要三毛钱，却不肯上车。车到长宁支路，我妈喊下车，坐13路电车。她被我哥抱着，她没能做到。到了老北站，结账的时候，一元多。我妈愁眉苦脸，骂我哥是败家子。角落里的电票变成了一元的“坏”票。哥很委屈，但不敢出声。他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付了钱。他低下头回家了。以后我妈再也不坐乌龟车了。就算去万航渡路同仁医院阑尾炎，她也是蜷缩着坐在我哥自行车后座上。
乌龟开进巷子里，玩游戏的小朋友总是避之不及。偶尔会有一大群孩子跟着帆布窗的车跑，玩得异常开心。有时候，我们会恶作剧，一起发力，使劲拉车。乌龟车马力不足，开不动。司机跳下车来打我们，我们早就逃进巷子里了。司机一开口骂人，我们又一拥而上去拉车，直到邻居不喝了，我们才松手。有时，乌龟的负荷太重，抛锚了。巷子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会上前帮忙再推一次车。直到乌龟又开始了，我们才放手。还好有几个孩子被熏黑，熏成了“蟹膏脸”。
乌龟驾驶起来相当灵活。转弯时速度太快，后轮会飞起来。坐在里面的人有点“害怕”。有一次，在秀水路上，我看到一辆乌龟车撞倒了路边的一个葱姜摊，然后侧翻了。这时，从乌龟车里爬出来的乘客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摸了摸额头上的肿块，气愤地对司机说，你还要付车费吗？司机连连摆手，乘客摸着额头，喊着倒霉的中风，向旁边的巷子深处走去。路边几个光着膀子的小伙子走到车前，对司机说：“给侬推一把，”一、二、三，“合力把翻倒的乌龟扶直。司机盯着车的前部和后部，但他没有看到任何损坏。发完一圈烟，他又启动了，开走了，喊着“谢谢，谢谢”。
那时候巷子里的年轻人结婚，新娘的那堆花花绿绿的绸缎被子被黄鱼车踩着送到婆家。婚礼当天，一些新娘会骑着新郎的自行车上门。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一辆龟车开进来，上面写着双喜二字。从娘家到婆家只有几百米，但是开着龟车结婚就没意思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落下，乌龟车的挡风玻璃被炸出一条小缝。立刻，一个邻居，奶奶，出来围着田地说：“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新郎也很坦白。他给了司机一包双喜烟和几包喜糖，还给他一元钱。司机向邻居要了一些膏药贴在裂缝上，把车开出了巷子。
不要小看这辆小乌龟车，它承载了上海人很多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