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唐代三彩官像。(资料图片)
唐孙在上海博物馆的地位《高逸图》。(资料图片)
张宇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三月的长安城熙熙攘攘，春光无限。此时正是杏花盛开之日，也是新晋进士登榜之时。城中几乎万人空巷，人们涌向曲江畔的杏园，不是为了赏花，而是为了争夺龙门新贵的风采。
杏花下，十七位意气风发的白衣书生挤在人群中，春日赏花，赋诗饮酒，夜宴曲江阁。27岁的白居易走在繁华的行列中。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他上了高中。20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的文学经典和武侠有了施展的空间。他以自己为荣，在慈恩寺大雁塔里写了一首诗：“慈恩塔下的爵位是十七人中最年轻的。“快感和放纵的感觉流露出来了。
曲江宴、杏园探花、雁塔冠名，都是唐代举行的礼仪性、喜庆性活动。长安的官民也趁机春游，全城狂欢。民众在拥挤的人群中翘首以待，观看科举时代最辉煌的明星秀，释放世人人情对功名的关注和渴望。官员家庭乘坐宝马豪华轿车，穿梭其中，挑选女婿。就连皇帝也会登上紫云楼观看其盛况。然而此时的皇帝只是远方的风景，白衣书生才是最亮的明星。现在的“红杏出墙的客人”就是未来的“金殿大臣”，它将成为道德知识和学识的典范，为世人所看重。
进士们回到家乡，迎接他们的是一场荣耀的庆典。“第一不贵，贵在亲戚荣。”秀才的称号，不仅可以光耀家族，还可以造福亲人，为家乡增光添彩。宗族的长辈们庄严地把他们的事迹写进祠堂，刻碑立石，甚至还享受着修祠堂，背后立牌坊的荣耀。读书的光辉，命运的可能，通过这样的形式传播到全国，得到普遍认可。随着科举的诞生，一个文人名利双收的时代已经到来。为天下文人勾勒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展现了许多“得水则龙，失水则水”的哀叹。虽然有过无数次的偏离与挫败，竞争与奢靡，但最终还是为一千多年来的世界风俗增添了一股取之不尽的芬芳。
感觉文章可以放在开头。
科举的诞生和成长是以一个不断变化的背景为后盾的，士人的集体意识被颠覆了。白居易的远祖是北齐秀才，祖籍太原，在北朝以通晓军务著称。进入唐朝以后，士族的势力逐渐消融，白氏的分支也随之迁徙，散落在全国各地。白居易的曾祖父迁徙到陕西下关，并在那里定居。士族的礼仪和风度虽然仍为世人所推崇，但已失去了对仕途的影响。武则天修《姓氏录》，“唐代官员至五品者，升为秀才”。白居易祖上三代，都是考科举做官的。读书求富家、官财重于门第，已经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集体认知。
统治者自上而下编纂宗谱，强行将士绅与庶民混为一谈，是一种相当强硬的方法，容易造成社会的深刻裂痕。科举制度是一种微妙而有效的手段，它把最高和最低的地方驱向一条路，逐渐接近，甚至合并。所谓“师之立，曹泽望之始，赞望之承”。失去了孤独感，家人就会饿肚子。这个世界是
晋代的男女子弟，并不是都像王符那样弱不禁风，视马为虎。他们大多以礼仪或儒家经典流传下来，承担着遵守法纪、传播名教的使命。选官的时候，不光是人才漂亮，品德更重要。不考虑求名求誉的内容，科举制度和九年级中学制度仍然实现了为国招贤纳士的任务。科举打破垄断，避免世袭，创造平等机会。同时，它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都束缚在一个复杂的考试系统中。这种变化开辟了文章的新格局，不仅使后世的阅读风气激荡千年，而且改变了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政局、阶级、婚姻、教育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强烈影响。
在古代，读书人对个人命运最看重的就是婚姻和仕途。科举之前，婚姻靠门第。之后，重贵族、重王冠的标准风靡天下，甚至演绎出许多贤妻良母，明察秋毫，帮助丈夫成名的故事。但是，人才对门第的取代，只是改变了阶级的依赖，并没有消除婚姻中的庸俗习俗。白居易和一介布衣的香菱是青梅竹马，但身份不同的两个人不会有什么结果。白居易在母亲的压力下，终于娶了同事杨的妹妹为妻。为了香菱，他白写了一辈子思念的诗，却始终不敢越线。两人中年相遇，只有“只偷偷摸摸的走了又黑，心甘情愿没有后期”的结局。似乎科举让婚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对世界的执拗依恋依然强烈。
白居易的妹夫杨，元和四年(809)考中进士，历任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刑部尚书。他的几个儿子也相继中了进士，官拜正清。在唐懿宗统治期间，杨氏家族有十多名后裔在朝廷和方镇担任要职。一生公职的“富贵人家”杨家成，住在长泾工房，门前“双戟并扎”，形似门阀，鼎盛时期。这是科举出身的新贵族。他们和历代家族最大的区别就是失去了世袭权。正因为如此，家族和个人的命运是多变的，一瞬间盛衰的世界经常上演，让有权有势的人震惊。“买个池塘都没地方，看儿孙满堂。”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的结合，在平等的原则下，造成了稳定的特权阶层和不稳定的家庭命运。科举时代的贵族往往有很深的忧患意识，“盛世必衰”的格言时刻提醒着他们，要想保持荣华富贵，教育和书籍是人生中最需要重视的东西。
庠序千秋播德馨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说在唐代两科常举中，明经科易得，三十岁及第，已嫌其老；而进士艰难，即使五十岁登科，犹为年少。以此之故，唐代科举诸科中，以登进士第最为显耀，而更加值得骄傲的，是以太学生登进士第。如此出身的士人，仿佛获得一身名牌的包装，拥有了入仕之前最完美的履历。
国家学校的建立，不仅为了兴教化、育人才，其中也往往包含着帝王笼络士子、控制思想的用心。唐代学校之设，始于武德元年，唐高祖在即位后第八天，便下诏设置国子学、太学，并令各郡县置学。学业的内容昭显着科举时代的特色。国子监统管京师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前三学培养统治人才，皆习儒经，以《五经正义》为课本，兼习《孝经》《论语》，并且须学习书法，日写一幅。后三学为培养业务人才，注重实践，但地位不及前三学。
国家学校重视思想教育，是正宗的天子庠序，在唐初极为兴盛。然而唐代进士科以诗词取士，导致生徒进学录取额极低，每年及第人数尚不足京师学生的百分之一，处境尴尬。相较之下，不经学馆输送的地方乡贡反而及第者众，地位急遽上升，有喧宾夺主之势。国子监教育要等到宋代科举改革以后，学校与科举入仕衔接起来，才重新获得了仕进坦途的声望。
乡贡的优势在于私学灵活。汉末以后，历魏晋南北朝，国家动荡，兵火不绝，中央政权更替频繁，导致了国学衰而家学盛。魏晋以来士风重词赋，乡间私学可以针对此风作相应调整，兼顾文学，不似国子监单以经书为教本，教学僵化。在科举的刺激下，唐代的私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遍布城乡，制度不一，水平也高下有别。既有名家大儒传道授业的书院，也有村野间启蒙识字的私塾学堂。
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唐玄宗于开元六年（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负责校勘经籍，辨明典章。与白居易同时代的李渤，在庐山白鹿洞中隐居读书。南唐时，官府就其遗址设立书院，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宋代改称白鹿洞书院，成为民间的藏书与讲学之所。书院与官学不同，它本应侧重于学术的研讨与交流，倡导自由的学术风气，与科举保持距离。宋代书院，多在山水名胜之地，学者安贫乐道，专心学术，讲学立派，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然而，科举功名的强大吸引力使书院难以长久保持其独立精神。明清以后，书院渐渐趋同于官学，讲学者不再是名动一时的贤士大儒，而是功名在身的官僚乡绅，学院中的治学风气已经与国家学校并无二致了。
唐代致力于学的家庭，一般在孩童六七岁时便将其送入私塾，年龄比起汉晋之时提前了一二岁。唐时流行的蒙学课本，除了常见的《急就篇》《千字文》以外，还有《兔园册府》《蒙求》等以历史典故为主要内容的蒙书，强调锻炼儿童的阅读能力，启发智慧。因为受到进士科以辞章取士的影响，唐代私塾学诗的风气也颇为盛行。元稹为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作序时说：“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许多未来朝堂上的名公巨卿，最初在乡里便是这样背负着光耀门庭的殷殷期望，在私塾中开始他们科举生涯第一步的。白居易曾对元稹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五六岁时便入私塾习诗，九岁熟知声韵。十五六岁知道有进士科，便立志苦读。二十岁左右，白天学赋，晚间练书法，连睡觉也顾不上，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长茧，年纪轻轻便已牙齿松动、头发花白，眼前常常似有无数飞蝇晃动，这都是为了一个进士的名号所付出的代价。但白居易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回报，比起那些在科场中蹉跎一生的读书人，他总算是幸运的。
得水蛟龙失水鱼
科举之路多歧变，尤其在唐代，考试成绩未必是及第与否的唯一标准。举荐、请托、奔竞之风盛行，令科场成绩充满变数。士子们挣扎其中，尝尽了无数悲喜忧乐。
每过三年，赴举者从四面八方来到京城，无论是首次应举的，还是累黜科场的，莫不希望能够一展平生所学，跻身于青云之上。然而，千中选一的严峻现实，注定了大多数士子的鸿鹄之志将折翼坠落。再怎样才学过人，都不免一入科期便惴惴不安，如囚如丐，一想到落榜便“瞬息而骸骨已朽”，经历一番身心交瘁的折磨。家人的等待，乡邻的眼光，令人如负千斤，增加着及第的压力。仕籍子弟不须耕田，不缴农税，也不许经商，人生的目标，唯有金榜题名。
一旦文战获胜，即刻“战胜真才子，名高动世人。”曲江游宴上的欢乐雀跃，有多少是因为压力释放后的放纵。士人们的自我价值，只有在这一刻才得实现。有的人虽已“白头纷纷”，却依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豪兴不减少年，似乎他们的人生从这一天才正式开始。相较于之前落第时“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的心碎情境，有如天壤之别。赴举时彷徨，落第时惆怅，及第后狂喜，科举对于读书人命运的操纵，对其情感的支配，已经深入骨髓了。
每一个科举年，及第者只是凤毛麟角，失意的落第者则是最普遍的存在，凄然寥落在长安城内。“榜前潜制泪，众里独嫌身。”落榜的心情，难免又要借这句唐诗描述分明：元和十三年（818年），诗人李廓在人群中看榜时，见不到自己的名字，不禁悲酸欲泣，但又怕引来众人的目光，赶紧忍住。这时候，仿佛自己身体的存在都令人憎恶起来。唐代的进士科既然是以诗词取士，那么李廓单凭此句的酸楚凄恻，便足以与那些及第者等列齐观了。而诗中的情景，在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史上屡见不鲜，反复重演，也不禁使人对这些“尽入彀中”的读书人的命运喟然慨叹。
在历史中，从来都是谋身之士多而谋国之士少。读书人大多为前者投身宦海，戚戚于科场得失。但也有极少数人面对官场污浊，不再应举，绝意仕进。《唐才子传》向后人展示了许多甘于菜茹、怡然林下者。他们脱离了令人凄凄惶惶的科场，追求精神上的旷达自由。可是这也并非儒家正己以待天下的志愿。诚如白居易《中隐》诗中所言：“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无论如何，隐居是对于宦海浮沉的安慰与反思，作为平衡功利心态的一种行为，已经随科举时代演出了上千年。
隋唐以来，科举的诞生、世风的导向、门第向官品的转变、士子命运的沉浮，一系列变化中就像隐藏着一个精巧的设计。这仿如宿命的机关并非人力所为，亦非天工，而是由中国人传统的孝悌精神与平衡社会的前进力量造化而成。最终得到的结果，便是这一千多年来泛满书香的功名社会。虽然其中产生过种种弊端，但其制度依然值得肯定。一千三百多年前，世界上已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地方，单凭才学而任免官阶、决定身份。这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相比，已足以令后辈骄傲。时移世易，新的环境会孕育出更加合适的设计，然而旧制度中修身正己、守道立名的精神，仍值得反复回味。
来源： 长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