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作者：苏开智(考古学家苏的长子)
编辑评论/注释
苏老师和夏乃老师在考古界并称为“苏夏二公”，学术地位崇高。作为考古学家、考古学家、考古学家和考古学家，苏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87岁完成《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60多年的考古生涯为主线。他回顾了在实践中探索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艰辛道路，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的成长历程和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成就。堪称“世纪中国考古的杰作”。日前，苏老师的长子苏开智所著的《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由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今天，我们邀请苏开智老师来讲一讲书外关于他父亲苏的故事。
我有很多关于我父亲的话要说。虽然写了25万字的稿子，但还是觉得没写完。另一方面，我还是无法用一句话或者近百个字来概括我对他的想法。
《我的父亲苏秉琦》
苏的书
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回想2014年的秋天，当我拿着一叠纸质手稿走进三联书店的大门时，只希望这本书出版后，能有一些大中型图书馆收藏，让后人知道那段即将消失或者已经被遗忘的历史，就已经很满足了。没想到出版后，还是有不少读者买账。我知道这不是出自我，而是某个愿意认识苏或者小姐的人。1997年父亲去世时，我正准备退休。在那里，我开始慢慢收拾父亲的书房。12年后的2009年，我有幸参加了苏诞辰100周年纪念仪式暨牛河梁遗址奠基仪式。这么多人都在缅怀和纪念这位老人，我很感动。但另一方面，在与参与者的交谈中，我感觉很多往事都在慢慢散去，一些零散的文字资料最终也会飘散。许多年轻人对几十年前的历史知之甚少。于是，我有了写几篇文章的想法。然后我就想到不如出个小本子集中记录。
写作历时六年，激情不减。很多朋友在这里告诉我他们对苏的看法，并提出一些写作建议。他们提供了关于我父亲的几个方面：他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始人；他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成熟的见证者、执行者和推动者。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仁者；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思想家。他的新思想引领和启发了许多新课题、新认识的产生，方法论是其特色。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游过文革的大浪，在七十岁时到达了求学的黄金时代。这些观点各有各的道理，都让我受益匪浅。在所有这些面临共存又没有明确答案的困惑中，我的写作摸索前进。但有一点我心里很清楚，而且在写作后期愈发强烈：他起初是一个狂热的爱国者，一个忠于中国考古的奉献者，又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同事，一个几乎没有和任何人闹过红脸的好老师。
在田里休息时，苏也在专心致志地研究陶器碎片(右为吴汝祚，1977年摄于河姆渡遗址)。
先试探性的写了几个片段自己用。我想找出写作大纲，但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是以理性的思维逻辑为指导，还是按照感性的语境来写？故事的空间和时间是如何穿插的？如何处理人物之间，人物与标题之间的交集？甚至，应该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写？……于是“出于无奈”，我干脆抛弃了大纲，把回忆的情节大致按时间顺序列出来。刚写了一大半，机缘巧合，去长春出差了。顺便说一句，我带着这份手稿和我的“公婆”见了一面——并向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赵老师请教。他花了一个晚上看了前半部分，第二天他安慰并鼓励我说：“苏的积极或全面的介绍和评论是本学科专业人员的事情。你只要把作为儿子的所见所闻呈现给读者就可以了。”终于，我安定下来了。在日夜奋战战胜病魔后，我交上了这本“原生态”的回忆录。
按时间顺序写，自然与时代相对应。在这次大洪水的背景下，是他的经历，是他的沉浮，是他的成就。由此，我非常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们，佩服他们的眼力和技巧，并在标题上加了一个重要而醒目的副标题——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时代”这个词很有分量。苏之所以是苏而不可复制，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在几个时间节点的场景中，我回忆并记录了“时代，他的表演，我的感受”。比如1950年，我13岁，父亲41岁。那时候他好像有什么打算要培养我，我这个少年也觉得“他很棒”。别人无视我幼稚的表现时，他明明夸我“会提问”。每次长大后想起这些话，我都把它们当成指路明灯。1960年，我23，他51。他能够从历史知识出发，从我看到的基层人民吃不饱饭的情况出发，预感到国家经济出现危机。这让我对他有些敬佩。从1966年到1976年，我看到了他在一个特殊时期的重担和辛苦，看到了他的赤诚之心。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在他对孩子的诸多教导中，最重要的教导——他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才是最大的成功。
天津泥人张苏头像
他在日常生活中与我的多次对话让我感受到了这一点。
为历史学者的他更加清晰懂得，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从总趋势上去审视事物、要求自己。他比喻说，不要看重“时令小菜”“应时小炒”和时髦歌曲，而要做出几道受大众长久欢迎的“传统小吃名菜”“大菜”及传世名曲。我父亲很爱学生，是真切实在的。他把教学当作报国途径，认可“教育救国”的思潮和行动。实际工作中，他教学态度好，也来自原本就很乐意做教师，而且有一种重要的潜在思想：做人不是光想着自己为社会的创造如何，还要寄托期望于下一代，所以发自内心地喜欢和学生说笑聊天。1946年，昆明学生被军阀镇压流血，傅斯年站在学生一边，他很赞赏佩服傅斯年。1947年，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队伍途经我们宿舍时，他在宿舍大门口高呼：“热血青年啊，国家未来的栋梁啊！”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说：“我（在北大）看到一批批幼稚气未消的新生入学，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
他一向注意个性的发挥，曾说：“所谓的个性，也就是风格魅力。常说见文如见人，就是指文章表现出了写作人的风格特质，那是长期积累和逐渐修正、形成的，涵盖了他的道德修养、书中知识的积累与精神世界的提炼、社会活动的经历与经验，以及秉性的锤炼和提高。”
苏秉琦在侯马库房观看陶鬲。
最近我在一本口述历史的书中看到，学生们回忆说，苏秉琦讲的课“有些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还没有确切答案。一个很粗略的猜测是，他是想让学生们课下慢慢去思考吧。我记得他告诉我，读文献时要特别注意，作者做完了铺垫而写到了某个关键地方时，也许还有点什么话，话到了嘴边反而不说了。而你，就是要在这样的地方做下记号，在心里记住它。常说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里说的“门”，不是基础知识，而是那个表现迟疑、没向你交代清楚的地方。好的学生定会留意这里，感到有滋味有嚼头。
我父亲很热衷中国考古学要有中国特色，对此我也有些感叹。外行的我觉得，中国幅员辽阔，历史绵延不断，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在一个层位里就有可能埋藏着不同时代的器物，我们用类型学可以把它们按时间排序，这在国外是少有的。这必然地会形成我们的特色，也是活生生的客观事实。在人文科学里，考古学该是最有条件和理由出现中国特色的。
在写作后期，2014年4月24日，我有幸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办的“纪念陕西考古――斗鸡台发掘八十周年”大会。1934年4月24日，徐旭生老前辈以及紧随其后的家父等人，勤劳奋战，终于在宝鸡有了“陕西考古发掘第一铲”，掀开了陕西考古史的篇章。在抗日烽火中，在国家危难时，考古学家们依然顽强地探究中国的古代史。我也更理解了父亲：是那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那个时代众多非凡的学者，他们又以非凡的成就回报了那个时代。
（本文图片均选自《我的父亲苏秉琦》）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4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