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过程中，青花瓷不断引进和吸收伊斯兰地区的技术、文化和艺术，它的发生、发展和繁荣与对外文化和经济交流密切相关。
1.青花瓷
青花瓷又称白底青花瓷，是以含氧化钴的钴矿石为原料，在瓷坯上绘有纹饰，上覆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烧制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色泽鲜艳、烧成率高、颜色稳定等特点。
2.青花瓷简史
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青花成为明代瓷器的主流；康熙年间达到顶峰。明清时期也有青花、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黄地青花、兄弟釉青花等品种。
3.青花瓷与伊斯兰地区交流的背景。
陶瓷是中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纽带，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古代陶瓷对外交流始于汉晋，发展于隋唐宋元，明清时期达到高峰。海洋交流区域从东亚的岛弧逐渐扩大到印度洋两岸甚至大西洋。瓷器成为古代世界“中国制造”的标志性产品。青花瓷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进和吸收外来的技术、文化和艺术，是中国与伊斯兰地区文化和经济交流的结晶。
4.青花瓷色彩中的伊斯兰美学
明代永乐青花花盆高38.8cm，直径7.4cm，足径11.5cm，明初故宫博物院藏仿伊斯兰银器、青花青铜器造型较多。除了壶壶壶，还有折叠盆、浇花、菜托、烛台、扁肚瓶等。这种形状是模仿伊斯兰银水注射。
青花瓷主要有两种额头色(青花)，但青花不是汉文化提倡的颜色。青花瓷的色彩和釉下彩装饰工艺与中国瓷器传统的单色、描绘性装饰有很大不同。甚至可以说，青花瓷的出现是与中国瓷器传统生产工艺的一次决裂。
青花瓷起初并不流行。曹昭，阿明人，洪武二十年33，360，010-30，000撰写《古饶瓷》一书，说——
“御窑，薄而润最好。毛口虽然机身薄，但是颜色白润，特别好，而且价格低，看设备。元代烧小脚印的，上面有‘蜀府’二字，人高，烧大新的，烧足菜的，不滋润。有青色的，有五色的，都很俗。”
曹昭的描述反映了当时文人对青花瓷的态度。显然，这种新瓷器不受汉族士绅的欢迎，他们认为带有“青色”和“五色花”的瓷器非常庸俗。同样，《格古要论》对“大食窑”的评价是——
“用铜为体，以药烧五色花者，与嵌伏郎相似。他们品香炉，花瓶，灯笼之类的，但是可以用在女士的闺房里。如果不是文人学者玩的，也叫国窑。"
对“大食窑”做出如此评价的学者，对“大食窑”技术衍生出的“景泰蓝”肯定不会有更好的看法。因为，这种带有浓郁异域风情的器皿不符合农耕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绅的审美习惯。
《格古要论》中的观点是元末明初士绅对青花瓷的代表性评价，但这种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生变化。
到了明代中期，人们已经欣赏和喜爱青花瓷，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张明文英普拉
明宣德青花吉隆罐高19厘米，直径15.8厘米，足径13.8厘米。故宫博物院宣德藏所用青料，根据明代万历年间王世茂《格古要论》、黄仪征《清秘藏》命名为“马谡李青”。这种绿料含铁量高，含锰量低，在适中的窑气氛中烧制后，能像宝石蓝一样光亮。然而，由于其含铁量高，它经常被用于蓝色和白色。这个坛子的青花颜色具有这个时代的特征。
这种态度的转变与日益繁荣的对外交流密切相关。
蓝色和白色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地区提倡的颜色。伊朗著名商法学者阿里马扎哈里(Ali Mazahari)说，蓝色是下波斯和波斯血统的民族的皇家颜色。因此，蓝色作为高贵的颜色出现在伊斯兰地区的宗教场所、皇家宫殿和葬礼仪式上。伊斯兰地区各地清真寺的穹顶、门柱、门楣、外墙都不同程度地用蓝色装饰。
此外，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西域民族和与之有频繁接触的中亚、西亚民族对白色的理解也与汉族有差异，汉族视白色为“吉祥色”。经过长期积淀的重青花的审美传统，青花成为这些民族满足宗教、王权和习俗需要的颜色。这也是中亚、伊斯兰、中东等地钟爱“青花瓷”的主要原因。除了阿巴斯国王自己的收藏，伊朗阿德比尔寺收藏的一些明代青花瓷是萨菲王朝的贵族和朝臣收藏的，他们通常会在青花瓷上印有自己的标记，这说明青花瓷在中世纪的伊斯兰地区是一件珍贵的宝物。
5.青花瓷的原料
青花瓷釉中很重要的一种原料是青花钴。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瓷枕进行了科学实验，并得出结论-
唐青花的呈色元素是低铁、低锰、低铜的钴料，
与国产高锰钴料明显不同。从其低锰的特点来看，与景德镇元青花瓷色料相近。”通过进一步的科学测试证实，样品用钴料是以低铁、低锰、低铜为特征，含硫，属硫钴矿，并通过与世界上的钴矿组成作比较，得出唐青花钴料并非取自中国本土，其来源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商人从中亚或甘肃等地获得，经丝绸之路传入;
另一种是在河北某地的钴硫化物矿与黄铜矿伴生矿区偶然获得。
通过青花瓷装饰特征、考古发现地、销售对象及出现的时代背景等综合来看，唐青花毫无疑问是唐代与中近东等地外来文明密切碰撞中出现的。
元代开始，中国与西域世界的主要交流对象是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交流的主打产品往往是通过青花瓷来完成的。由郑和下西洋开创的明初海陆朝贡贸易体系，更是将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到极致。青花瓷大量输出伊斯兰地区，得到那里上至君王及达官贵族，下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喜爱，早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的主流装饰风格就是为适应这一市场而设计的。而青花瓷器的输出海外，又促进了中外青花原料与技术的交流。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生产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以其胎、釉的精细，青花的浓艳，造型的多样和纹饰的优美而负盛名，被称为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中国青花瓷器，已牢固树立了在世界瓷器市场的霸主地位，并一次又一次地攀上了世界艺术殿堂的巅峰。
青花瓷器早期所用颜料大都是产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青花颜料是烧制青花瓷器的着色剂，不同的钴料，因呈色差异而直接影响青花瓷器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效果。
元青花瓷器最初使用何种颜料，未见考证，直到元朝中期才出现了进口的“苏麻离青”料，并被广泛使用在青花瓷器工艺中，特别是专供皇室使用的官窑瓷器以及对外贸易的外销瓷器上。
明代文献《窥天外乘》中记载――
“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由于元代实行对外开放，许多阿拉伯人将阿拉伯地区的宝石、香料等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中国，然后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运到阿拉伯地区销售。当他们发现产于伊斯兰地区的“苏麻离青”料比青花瓷器的现用颜料更美观时，便将其带来中国试用。这一试便试出了中国青花瓷器的辉煌巅峰。
“苏麻离青”在高温中烧成，发色深蓝苍翠，产生自然晕散的料晕，浓处有黑色结晶斑，闪烁着宝石光泽，色浓处深入胎骨，形成凝聚的结晶点，立体感非常强，用手抚模，有凸凹不平之感。由于“苏麻离青”料所具有的不可模仿的得天独厚的特点，在元中期至明早期的官窑生产中广泛使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杰出航海家郑和，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间7次“下西洋”，从阿拉伯国家带回了大量的“苏麻离青”料。
对景德镇元及明初官窑青花钴料来源的研究，最早始于英国。
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考古实验室的学者在1956年提出景德镇所用青花钴料14世纪(元至明初)源于伊斯兰，15世纪初中国才发现钴矿。
对于元青花，学术界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绝大多数精美的元青花大器是用进口钴料烧制的，虽然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使用的钴料有进口青料、国产青料、二者并用于同一件器物上三种情况，但使用最多的还是进口青料。
《江西省大志陶书》载――
“回青纯则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则色沉而不亮。每两加石青一钱，谓之上青。四六分加，谓之中青。中青用以设色，则笔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则颜色青亮。真青混在坯上，如灰色然。石青多则黑。”
文献记载说明，当时对于青料的配置和成色效果已经能很好把握。元明时期，由于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大量生产，中国陶瓷输出贸易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显繁荣。显然，明代与中亚、西亚密切的海、陆朝贡贸易，构成了青花瓷器在广大伊斯兰地区完整的贸易圈，这一现象对双方陶瓷文化交流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6.青花瓷的纹饰造型
青花瓷器的图案文饰大量吸收了阿拉伯地区的风格。
元、明时期，青花瓷器的图案除山水、人物、花鸟等中国传统图案外，也有回纹和卷草纹等典型的阿拉伯文饰。用伊斯兰文和阿拉伯文做装饰的青花瓷器，从元代中期开始，历经明永乐、宣德、成化、正德等各朝，均有此类传世珍品。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官博物院、日本及中东国家多有类似品种收藏，是我国元、明时期与伊斯兰国家经济、文化友好交往的珍贵见证。伊斯兰文化“尊奉独一的真主安拉，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在他们的清真寺中.几乎都是植物和几何图案，而没有人和动物的画像和雕像。但是阿拉伯的艺术家，匠心独具，他们利用阿拉伯字母和几何图案，把清真寺装饰得华美壮丽。”
伊斯兰文化的图案装饰中，采用的题材是植物花卉，它常采取繁缛的缠技图案，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藤等植物图案。这种特征和审美取向同样体现在了永乐、宣德时的青花瓷上。
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它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跌宕起伏，具有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碗、青花无挡尊和前面提到的青花折沿大盘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牲的作品。
穆斯林向来比较重视天文学和数学，随着农业和航海发展的需要，其天文学更发达。数学又与天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阿拉伯的数学也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与理解。从青花瓷的造型到装饰，几何形的排列几乎无所不在。在图形方面常见的有八角星系列、变体图形、六角、五角、三角、棱形、圆形、八方、六方、棋盘格、工字等等。
青花折枝花果纹执壶明 永乐年间高26.1厘米、口径6.4厘米、足径9.8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器造型仿西亚地区铜器式样，是永乐宣德时期烧造的典型器物之一，有青花、白釉品种。造型稳重端庄，青花绚丽鲜艳，纹饰清晰流畅。
青花瓷器的器型大量吸收了伊斯兰风格。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花果纹执壶，形态新颖，造型精巧，阿拉伯人使用此种执壶洗手或浇花，我国穆斯林称此种执壶为“汤瓶壶”，并常作为清真食品的标志而印在清真牌上。山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天顺年大同马氏造”款青花阿拉伯文三足炉和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的“天顺年”楷款的阿拉伯文三足炉，均为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专用的标准器型。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的明永乐青阿拉伯文盘座，器身纹饰分3层，中间一层绘变形花瓣纹，上、下两层绘阿拉伯文及团形图案，是仿伊斯兰金属器制作的。再如土耳其托布卡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琛宝花卉纹花口大碗，其碗口径达40.5厘米。土耳其托布卡博物馆和伊朗阿迪比尔宫收藏的元青花大盘，其直径最大至57厘米。据明马欢著《瀛洲胜览》中记载:“用盘盛满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由此可见此类大碗、大盘是为了适应与中亚、西亚地区穆斯林的饮食习惯而专门烧制的。
青花瓷器出口大量销往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元青花现在我国存世中一般多为小件器物，而器型厚重高大、工艺考究的重器珍宝如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国内存世较少，而在中东、西亚及东非沿岸还有所存留。由此可见，元、明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经济、文化之间交流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次数之繁都已达到了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