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词，但偏偏曾经有一个朝代以“奢”为标签——那就是西晋，一个仅仅享国52年，却成为历代奢的典型的朝代。
一、门阀之巅与奢靡至极
作为世家大族门阀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几乎在西晋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世家大族门阀制度的影响。怪奢侈就是其中之一。
西晋皇族统治下，以琅琊王、陈郡谢等为代表的世家大族。一方面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被限制在特定的社会阶层，只能享受由于那个阶层而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于是大量的世家子弟陷入了无所事事的无聊生活——奢侈放荡的生活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晋的文人大多是酗酒者。不仅是德高望重的“竹林七贤”包括刘玲、阮籍两个嗜酒如命的人，《世说新语》也毫不客气地记载着那些嗜酒如命的大户人家“大瓮灌酒，围坐共饮”。一群猪来喝酒，直接上顶一起喝。"
如果说文人的酗酒还可以用“文人的人品”来辩解的话，大家族的奢靡富贵之争就是一定的荒诞。
当时达官贵人的日常生活可以奢侈到什么程度？石崇上厕所，需要十多个衣着考究的婢女准备各种香粉伺候。王姬吃的乳猪都是只用人奶喂的。因为喜欢骑马，他曾经用钱串装饰了整个马场。
同时，石崇和王锴之间的财富之争也是浪费钱财的典型例子。石崇“用胡椒粉画房子”，王锴“用埃洛石”；为了让自己的车比石崇的快，王锴花大价钱买了石崇的仆人，而石崇一口气把所有参与其中的家仆都杀了；王锴有一棵两尺多高的珊瑚树，石崇找了六七棵三四尺高的珊瑚树.讽刺的是，王锴的珊瑚树是他的侄子晋武帝送给他的。晋武帝作为皇帝，不仅不禁止攀比之风的兴起，还亲自介入，火上浇油，可笑至极。
二、社会之病与奢靡之疾
在平时，我们大概很难想象，一群自认为优雅的人，浑身是铜。但在西晋，九品郑智制度对文化和社会阶层的固化，确实改变了那些本该坚守的士人。
因为只要出身大家族，就会有官员；因为只要没有大的失误，你就会继续升职；因为不同等级的孩子只能达到相应的高度.长此以往，“既定命运”让受过最好教育的军人失去了最重要的斗志，坏奢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
同时，西晋的官占田客制度客观上为大家族的挥霍提供了经济支持。在这种制度下，不仅这些宗族直接占有的土地不用向朝廷纳税，而且他们荫蔽的食客或佃户也不用纳税，只是将收入的一部分直接交给宗族。此外，他们还可以占有更多的非法土地或轻易隐瞒黑幕人口，宗族“省下”的税收是一笔巨款。
此外，有学者提出，西晋出现了一个新的“闲散阶层”——至少在西晋，这个阶层与士绅阶层高度重合。不工作但有财富的人，交往的基本都是一个阶层的人，大家都有很多空闲时间，很容易让他们玩得开心，和别人攀比。
三、西晋之亡与奢靡之毒
毫不夸张地说，当西晋被人诟病奢靡之时，无论是九品中正制、官占田客制，还是“闲散阶层”，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但最不无辜的，还是那些奢侈无度的宗门。
因为追求淫荡奢侈生活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特权家庭自然不会放过每一个搜寻社会财富的机会。前有晋武帝带头卖官鬻爵，后有王戎“积富积财，不知其极”――实在受不了贵族们逐利狂热的隐士陆豹，甚至写下了《钱神论》，让后人也能看到人的丑恶状态。
同时，统治阶级的剥削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也形成了震动西晋社会的根本性悲剧。在中原地区，奴隶制早已被禁止。而西晋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使得很多底层民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即使晋武帝前期努力使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更大的苦难仍然迫使“卖妻弃子”的普通百姓再次成为事实上的奴隶。倒退的生产制度也决定了西晋政权不会有长久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