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钱钟书老师的一首诗
名人书信一直受到文物收藏者的青睐。《名家书法》2002年4月号《收藏界》刊登了钱钟书写给陆琴大师的一首诗(图1)。从钱先生这首诗的字迹和内容来看，应该是他的早期作品。这首诗的收信人陆琴在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很多人都提到过。比如：“陆琴来为吴中碑写书(1953年3月)”；《沈发现一个干部墓和阳山化石(1953年10月)》等。因此，“沈”应该是一位从事古代文物考古和古文化研究的学者。那么钱钟书和他有什么样的因缘呢？
据《苏州市志人物》近年编纂的《沈(1902-1971)苏州人。1921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任上海书店通俗刊物编辑。1923年至1929年，任苏州陶屋中学、苏州中学教师，东吴大学教师，北京国学助理研究员。1931年至1933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员。1933年至1937年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1946年起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吐蕃系教授。1951年在苏州图书馆工作，后调任苏州市文化管理协会专职委员。他研究过青铜器和石刻，写过《寰宇贞石图目录》本书。”通过对沈上述简历的理解，特别是“本人自1923年起在苏州陶屋中学任教”。1931年至1933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员。”结合钱钟书当年的相关情况，就可以理解“勤学大师陆”自称“大师”的由来了。
1985年，钱钟书在33，360，010-30，000首写道：“我十三岁入苏州一所美国教会中学。颜的志向是讲同一个学校，彼此的课就像云泥，剩下的只是飞升。一年后，你毕业并上了大学，在那里你得到了CCBA的奖励。朱军(本笃十六世)是师徒之谊，隋玉认识了君，后来两次一起教英语，交情更厚了。”(图2)
《徐燕谋诗草序》中的“美国教会中学”是美国圣公会于1902年创办的苏州陶屋中学(现苏州四中)。徐延谋(1906-1986)，本名成蓦，江苏昆山人。八岁那年，她随父母搬到苏州富仁坊巷。十二岁，苏州二中毕业，后进入草桥中学。上学时，受吴江的金松岑和昆山的胡两位老师的影响，她尝试写诗。1924年，他从陶武中学毕业，以各科第一或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28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在此期间，他跟随钱基博和徐志摩学习汉语和英语。他曾在光华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担任英语教授。所以，钱钟书初入苏州桃坞中学时，徐延谋已是高二年级，所以“互为课如云泥”。徐以优异的学习成绩闻名全校，令他“自高自大”。两人交了朋友，直到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同年9月任光华大学外语系讲师，中文系兼职教师。我和徐延谋是通过工作交的朋友，他以前在光华大学教英语。到1939年，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师范大学任教，于是他不断来信、电报，请他到湖南任教。同时打电话叫学生徐燕某一起去。同年秋，钱钟书、徐延谋等。一起从上海出发，历经艰难去了湖南，他们又一起在蓝田师范学院教英语。了解了这一点，从上可知，沈自1923年钱钟书初入苏州道武中学以来，一直在该校任教。旧时称学者或老师为“大师”，沈与钱的师徒之谊
先说名人书信和痕迹的鉴定。从以上附刊来看，钱钟书老师的书信有两种。《图一》这首诗是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而《图二》这个题目的序言是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两人都跨越半个世纪，所以两人笔迹的体貌和风格真的像两只手。况且我们现在通常看到的钱钟书等人的书信和题词，大多是后者，所以钱先生的诗出版后，有兴趣收藏名著的朋友，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怀疑的根本原因是这位朋友在理解诗歌的过程中，没有使用同一时期、同一类型(因为旧的给长辈的信要求字迹相对工整)作为参照和比较。
其实“认同”就是比较，从比较中我们知道。不同时期的书法家创作出不同的作品。"当一本书处于它自己的历史旅程中时，它的性格要么改变，要么保持不变."(谢，《序》)其他学者也是如此。因此，要鉴定钱先生诗歌的笔迹，必须寻找与诗歌同时期、同类型的笔迹作为“标本”，否则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和价值，甚至得出的结论和事实也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上面才强调，一定要对诗歌的内容进行综合研究，包括接受者和写作时间。为了对《钱钟书致陆琴的诗》有一个具体深入的了解，我选择了1934年钱钟书致罗家伦(1897-1969)的一封信(图3)，与这首诗(1930年代初)不谋而合，以作比较。通过两者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两种书写风格的特征是一致的，字体结构和形体面貌(如行书中的草书、速写，有时笔画较重等。)完全一样。这就证明了《图1》这首诗应该是真迹，也可以认定钱钟书的这首诗不仅是非常难得的名人手迹，也是“钱钟书研究”的珍贵文献。
二。“钱钟书手稿《论书画鉴别》”辨析
近年来，在书画拍卖市场上，很多书画拍品都标着“海外归来”来吸引买家。其实在“海归”的书画作品中，真伪也是良莠不齐，优劣互见。
有的甚至将早些年我国出口的工艺品书画中的仿制品，凭着“海外回流”的幌子来自抬身价。更有甚者为了推销伪作赝品，居然也想方设法与“海外回流”沾上边，以此来惑人牟利。笔者所见拍品“钱锺书《徐燕谋诗草序》手稿”便是一例。在此把对这件拍品的辨伪依据略说如下，以供收藏爱好者参考。北京嘉德四季第十九期拍卖会（拍卖时间：2009年9月13日）“中国书画（四）”有拍品“钱锺书《徐燕谋诗草序》手稿（图4，简称‘拍品’）镜心纸本，规格：19×71厘米，估价：32,000至42,000，成交价：151,200元。”并有“说明：徐燕谋先生（1906―1986），江苏昆山人，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是钱基博（钱钟书父亲）的高足，一度与钱氏父子共同执教于光华大学与抗战时期的蓝田国立师专，钱钟书先生以兄事之，是过从甚密的诗友。抗战期间两人曾结伴从上海前往湖南国立师专，一路吟诗酬对。1941年钱钟书曾为徐燕谋旧体诗集写过一篇序，但毁于战火，本文为1985年钱钟书重写序文。钱钟书一生为同一人作品重作两篇序文，仅此一例，足见两人交情之深。本文内容收录于199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散文》等多种钱钟书文集。本件手稿原为海外收藏，钱钟书先生曾寄本文发表于1987年2月23日香港文汇报，手稿或因此流传海外。”
然而，我细察拍品，即“图1”上的字迹，较诸《徐燕谋诗草》（写印线装本，1986年影印，非卖品）中影印的钱锺书《徐燕谋诗草序》手迹（图5，简称“印本”局部）的字迹确很相似，全篇序文的行格，同为47竖行，每行的字数除45、46行相差一“更”字外，其余完全相同。但有不同的是，“拍品”上仅钤“钱锺书”一印，而“印本”则钤有“钱锺书印”、“默存”两印（见“图4”、“图5”）；“拍品”的“规格：19×71厘米”，而“印本”则是书写在5页有水印图案的笺纸上。粗举以上两者的异同，便可知“拍品”与“印本”应系两件写本无疑。
再通过对两本所书文字的对照，发现在两本全篇序文中有如：第7行中“诗笔超妙”的“超”字有圈改（点校订正、补脱），第37行中的“曾”圈改为“僭”，全篇中此类圈改共有六处，两本竟然也完全一样。对此就不能不令人对“拍品”的真实性更添疑窦。因为一篇文章写有数本，属正常事；一位书法家写有多件文字内容完全相同的作品，时下为书画收藏界俗称为“多胞胎”现象，这也可以理解。但鉴于图示钱锺书题序手迹的字体系行书中夹带草体，在两次书写中要将两本均写成47行已属不易，又两者字体的结构体貌肖似尤为难能，可以说即便是擅长行草书的书法家恐怕也难以做到。再加上二件写本中的六处圈改竟然完全一样，那么此种情形也就实非“克隆”才能产生了。
再说众所周知钱锺书先生是位学者、作家，但他并不是书法家，他的题序手迹不会作为书法艺术品，那么因何会写作二件连圈改都相同的题序手迹呢？对于这一疑问，答案只能是由于“拍品”的造假者，在造假中为了力求“以假乱真”，所以连圈改之处也完全照样仿造。也正是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拙劣的伎俩，才露出了“克隆”马脚。
尤为拙劣的是“拍品”在其第44行末，把钱序文中的“重展君诗”中的“君”字，写作“乃”字，若要究其谬误的原因，即是由于“印本”中该“君”字中的有些“牵丝”未能清晰地印出来，才看似“乃”字。据此便能证明“拍品”造假的手法便是“以样画葫芦”，而其采用的底本即是“印本”，又由于造假者昧于对钱先生序文内容的理解，才使得“拷贝大走样”，才恰好又为辨伪留下了有力的依据。
至于“拍品”在拍卖“说明”中有称“本件手稿原为海外收藏，钱锺书先生曾寄本文发表于1987年2月23日香港文汇报，手稿或因此流传海外。”云云，更属欺人之谈。
据《徐燕谋诗草》诗文的裒辑、印行者徐熙载先生（1909―2003，名承烈。徐燕谋胞弟）1990年5月27日在与笔者信中写道：“1987年初，默存（按：钱锺书字）兄和先兄于抗战前在光华大学授课时有一位学生曾向我要了一本《徐燕谋诗草》。他为尊重两位老师，从《诗草》中选了近十首诗和诗草序寄给香港的文汇报。在该报二月二十三日文艺版上刊出。不幸诗草序原由默存兄以行书手写，且无标点，香港文汇报刊出时误字破句多达数十处。默存兄见报，极不愉快。”由此可见那纯属自欺欺人的“说明”，究其实质只是想乘近年来“海外回流文物”深受市场青睐之机，以采用杜撰“故事”的伎俩，以便能达到说假为真的目的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