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中有“尊五”的文化，源于人体的五指这一客观事物。先民对五指的感性认识不断延伸和发展，“五”成为中华民族的数字沉淀之一。崇尚五行文化的本质属于五行学说，最早出现在道教中。五方五帝五侯等。是五行学说的认知基础和前提，五色之数也由此而来。
从国坛五色土到衣食住行五色形，从红墙黄瓦、绿玻璃、彩檐灰墙青瓦的古都传统建筑色彩，到北京周边米色立面、绿玻璃与暖黄、绿荫、水的当代城市面貌，现在的北京城是在传统五色体系“绿、红、黄、白、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自古以来，自然地理条件就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前提。《尚书禹贡》岳：“海岱与淮，惟徐州为贡，惟大地五彩。”《太平御览》云注：“王以五色土为国。诸侯建之，各伐其色土以立社。”
《逸周书作洛解第四十八》记载：“赵球设在南郊祭神，有后稷相伴。太阳、月亮、星星和国王都吃了。社稷，诸侯受周之命，设大社和初中。它在东青图，南宋卡，西白土，北里图，中部是黄土。王子们将被建造，他们的侧面将被凿刻。一边的土会是黄土，草会是白草，以为是被土封了。因此，他们将被埋葬在周的房间。”
北京社稷坛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是明清两代祭祀社稷和神灵的祭坛。它与天安门广场东北侧的祠堂相对，一左一右，体现了“左祖右舍”的帝都设计原则。社稷坛为方形三层平台，汉白玉砌成，象征天圆地方圆的说法。祭坛上覆盖着中黄、东绿、南红、西白、北黑五色土，四周的矮墙也在方向上覆盖着四色琉璃瓦。五色土是全国各地进贡的，以示“天下为王土”。在《清史稿》中记载：“雀友社稷坛，配方，贝香.它被涂上了五种颜色，上面还贴着它的配方。内侧七十六尺四尺，高四尺，厚二尺，装饰与另一侧一样美观。祭坛有153英尺长，4英尺长，覆盖着黄色的釉彩.乾隆二十一年，迁移至坛外西北角。旧墙是五色土，甚至是四色琉璃瓦。”
明清时期，在举行大祭祀之前，坛上的土是要换的。明代取河南黄壤；取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的红壤；取江西、湖广、陕西的白土；取山东青色土壤；就拿北京的黑土来说。从全国300多个县收集了100斤土，从四面八方运到北京(根据大纪录片《故宫100》)。
如今的社稷坛五色土采集自云南红壤、黑龙江黑土、甘肃敦煌白土、黄土高原黄土和四川盆地宋卡。
社稷坛五色土
五行五色 五德相胜
随着文明的发展，社会和人文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五色文化传统。
春秋时期确实形成了“青、红、黄、白、黑”的五色思想，五色与五方、五行等自然物质的基本属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先民认知世界的整个思想体系。330《史记夏本纪》注：“龚伟土有五色，羽满夏迪，阳满桐树，泗滨满水，淮夷满珠鱼，羽细长。”《礼记檀弓》年：“夏后氏依旧黑暗；大事丢了，荣事丢了，李事丢了，祭祀丢了。阴人还是白的；大事聚而用之于日，中而用之于物，事取之于约翰，祭用之于白。周尚驰；聚日出为大事，骑马为大事，祭马为大事。”商朝还是白的，周人还是红的。这是汉人对先秦时期伦理道德的论述。它加入了战国末期形成的“五德终始”理论，强调新朝必须“正新月，易戴彩”，并将戴彩纳入历代色彩实践体系(胡新生《“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倡导的一个历史概念。“五德”是指木、火、土、金、水五行所代表的五德。“首尾相连”指的是“五德”的循环运行。邹衍经常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和朝代兴亡。所以五色被儒家色彩美学定义为“正色”，此称谓专指织物色彩。
按秦人“水德代周”的判断，天还是黑的，“天是黑的，地是绿的”，所以“衣条幅都是黑的”。《魏书礼志》说“数五德之说始于汉刘，经过短暂的讨论，三家说再见。”系列《太平御览》，《东观汉记》说，“自汉代开创德运动以来，正朔的服饰颜色一直没有定论。因秦，高祖以十月为正月，以汉水为德，立北绶祭拜黑帝。智孝文、贾谊、公孙臣等认为秦水德、韩是“土德”。到了孝武，倪宽、司马迁还是跟着土德。”汉高祖封正朔为水德，但旗是弘毅。汉武帝将新月修正为土德后，以秦水德为对象，于公元前104年宣布改制。衣服颜色还是黄色的，数字是五。王莽篡汉后，采纳了刘向父子的五行相生说，修改了历代五德的属性，说“汉承火德，治天下”。
从秦汉到隋唐，五德终始论一直是历代解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然而，宋金以后，沿袭千余年的“五德终始”论，最终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趋于消亡。
五色成文 以色示秩
“五色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色彩体系，色彩也成为等级的象征，应用于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周朝有掌管染织事务的官员，五色用于祭祀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周书帝纪第七宣帝》年：“内廷侍卫官，皆着五色、红紫绿之服，以杂色为边，名曰拼色服。有大事，与公务同取。”但“彩衣”公服制度始于北周，王官穿着五色和红绿紫的衣服，用杂色装饰。隋-梁制度，具有固定的等级服务制度，要求皇帝、王子、大臣、医生和学者根据礼仪和阶级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隋书卷十一志第六礼仪六》年：“帝群苍、青、朱、黄、白、玄、红、紫、蓝、绿、
十有二色。诸公九色，自黄以下。诸侯八色，自白以下。诸伯七色，自玄以下。诸子六色，自纁已下。诸男五色，自红已下。三公之绶，如诸公。三孤之绶，如诸侯。六卿之绶，如诸伯。上大夫之绶，如诸子。中大夫之绶，如诸男。下大夫绶，自紫已下。士之绶，自緅已下。其玺印之绶，亦如之。”唐初承隋制，定五礼，规范宅第、车服、婚娶、丧葬等级制度，确立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典礼仪制，使九品之官服色各异，形成由黄、紫、朱、绿、青、黑、白七色构成的颜色序列。《新唐书·车服志》中记载：“上元元年，高宗又赦。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
唐代建筑色彩运用更趋大胆丰富，出现“朱柱素壁”“白壁丹楹”的建筑色彩组合。黄色为皇室的专用色彩，皇宫、寺院采用黄、红色调，红、蓝、青等为王府官邸用色，民居只能采用黑、灰、白色。
至明清时期，建筑色彩象征着德行礼制、尊卑等级和格局秩序，其中所蕴含的五色内涵不仅指五种色彩，更追求五色相生、均衡统一。
古都风貌 五色俱全
明清都城营建，宫殿建筑规格庞大，梁柱用材以巨型楠木、杉木为主，取自湖广、四川、贵州深山之中；砖瓦由官府设窑烧造，于临清管理烧造，另设苏州烧制方砖，临清烧制方城、斧、券等砖，琉璃瓦由京琉璃厂烧造，琉璃砖由在京黑窑厂烧造；所需石料多巨型大石，主要取自三山，“白玉石产大石窝，青砂石产马鞍山、牛栏山、石径山，紫石产马鞍山，豆渣石产白虎涧。” 其中，大石窝“产白石如玉，专供大内及陵寝阶砌栏楯之用”；所需石灰，是在马鞍山、瓷家务、周口、怀柔等处设置灰厂，俱由武功三卫军夫采烧搬运赴京（高寿仙《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因此奠定了北京古都区以青灰色和木原色为主，烘托金黄琉璃瓦的皇宫及绿、蓝琉璃瓦的王府、坛庙的整体色彩风貌。
北京太庙 视觉中国供图 作者制作
北京老城延续明清北京城风貌，应用中国传统色彩体系，使得宏观层面的城市色彩涵盖了全体，五色齐全。北京老城呈中心放射状，沿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城市色彩由正色而间色，体现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随着城市功能与发展中心的延续和调整，五色体系在北京古都的象征意义也逐步发生改变。
如今，北京古都五色系统在明清都城建筑色彩构成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汲取了西方建筑风格特色和现代建筑需求，形成以紫禁城为核心的“黄瓦红墙、青绿彩画”以及天、地、日、月四坛“青、赤、白、黄”的空间色彩意象。至于建筑立面，传统中轴线富含“青（天坛）-灰（前门）-白（天安门广场）-赤（宫墙）-黄（宫瓦）-灰（钟鼓楼）”的色彩秩序，而东西长安街的近现代建筑材料丰富，整体以米白灰色调为主。
因此，现代古都五色系统的构建，应以北京古都风貌区为代表区域，在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同时，以传统五色为基础，塑造多层次、五色俱全的历史城市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