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永涛
生活自有它的诗意。黄小丹《诗人十四个》在七个主题下，以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观察诗人和诗歌，同时以诗人和诗歌来丰富自己的情感体验，既在时空的演进中引发和满足了人们内心感知的审美需求，从经典中读出现代性，又体现了一个读者可以拥有的多元解读的自由。在历史上，学术说理和考证是分开的，诗的私释是说理的方式，不应忽视考证。
学生时代，黄小丹继承了教师的衣钵。感情分两头。感情就是感情，感情就是感情。感情是源于感情的东西。显然，作者的敏感让她有很强的发感。"我的记忆总是与季节、天气、温度、光线和气味密切相关."灵感让她发感很高。黄小丹的感觉很有趣。她不讲理论，不讲繁琐的训诂和考证。她常常跳出诗人和文本，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比如一次骑行，一次郊游，一幅画，一段音乐。比如她用小说《斯通纳》谈周邦彦的词，从古希腊的水仙神话中提炼出陈子昂的精神品质。这些经历或明或暗地与诗人、文本联系在一起，最终指向生存、追求、理想、死亡、孤独等人生终极问题，并试图给出解释或解答。这本书不仅“匀温”，甚至“匀润，清糯”。它温暖、清澈、自足，还有江南的细腻、甜蜜，让人感到清新、含蓄、亲切、舒适、有灵感。
在《春山追寻：王维与李商隐》中，作者选取了《孟城坳》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南垞》 《终南别业》 《昨夜》 《天涯》 《流莺》王维，他说：“我是她说李商隐的莺鸟“哭如泪下，湿最高花”(《碧城》)作出了西西弗斯式的豪迈努力。这是一种很有灵性但又极其脆弱的生命无望的追求，完全处于一种不由自主、无法控制的状态。在王维那里，不可控带来的是新的转机和生存空间的拓展(应该是指“去贫水之地，然后坐观云起”)。在李商隐那里，不可控被视为对生命本身的威胁，王维充满乐趣的意外在这里都变成了错误。最后的结论是这样的：“如果你追求什么，你可能会失败。”处理这件事只有两个策略。一种是通过意识实现追求的虚幻性，从而放下自我；二是用人格和意志的力量支撑着它，直到生命的尽头。王维和李商隐象征着人生的两端：冷与热，理与情。只有当你没有旁观就订婚了，你才会沉迷其中。只看不输入，看就会变成一种逃避”。
无独有偶，欧丽娟也是一位有发型感的作词人。她曾经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过王维的《南垞》，辛弃疾的《天涯》。为什么《杂诗》问“开它的第一朵冷花？”当他在家乡遇到一个老朋友。因为顾虑太多，但是又怕听到坏消息，这个问题是潜意识的心理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让我在得到真正关心的信息之前有一个缓冲。如果说它变得有意识，那就是宋的“不敢问”:“如今，走近我的村庄，遇见人们，我一个问题也不敢问。”除了“不敢问”，还有“不敢说”。辛弃疾说：“现在我知道了我所有的心事，我想放弃。我想休息，但这是一个凉爽的秋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对于一个知道自己所有心事的人来说，应该有倾诉的需要来缓解内心的苦闷，但他最终选择了谈论天气。为什么？因为他从日日夜夜反刍个人悲痛的深渊里说出来的话，其实对听众来说毫无分量。痛苦的人需要分享，但是对方没有同样的伤口，所以没有办法做出相应的回应。当对方只把你的泣血当成一种普通甚至廉价的感情时，这个对悲伤了如指掌的人的期待就会破灭，他非但得不到理解和安慰，反而会得到一种轻视或不以为意，甚至质疑——是想通过倾诉“放弃自己的病”，反而“加重自己的病”。鲁迅老师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中的祥林嫂也是如此。经历了无数磨难，甚至儿子被狼叼走，祥林嫂告诉大家，她需要有人理解，需要有人分享，但没多久她就不说话了。为什么？鲁迅，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说：“她也许不知道自己的悲哀，被大家咀嚼欣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了渣滓，只配被人厌烦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容中，似乎又冷又尖，不需要我说话。她只是看了他们一眼，一句话也没回答。”从人性的本质来说，几乎没有办法真正与人交流。“不敢说”其实是无法理解的。很多事情真的需要人默默承受，这就是孤独的来源。
收发诗很难自如，最忌讳感觉太私人，用力太大。黄小丹在讲姜夔的《杂诗》《青鸟啼一春》时，介绍了爱尔兰乐队、北欧电影、精神病学中的自我解离，甚至是荣格梦里的佩这个有着翠鸟翅膀的智慧老人。这些精神体验过于复杂和个人化，反而可能给读者带来理解障碍。在谈到苏轼的《祝福》“不要去想现在和过去，而要关注过去”时，她说，苏轼表达的意思是，当我们想从一个点客观地看待过去时，却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因为观察者本身就处在一个变化的时间里，观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所以没有绝对的客观和绝对的真理。这一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笔者感觉还是意犹未尽。他还引用了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来说明，甚至引用了该原理创始人的一大段英文原文。这恐怕真的是矫枉过正，没有必要。
历史上学术原理和考证是分开的，重原理，考证重证据。对方的长处就是自己的短处。桐城派姚鼐集“理、考、辞”于一身，持诗歌“繁华论、情”者可资借鉴。所以，欣赏完《鬲溪梅令》的灵感，我们再来看一个考证问题。辛德庸曾讨论萧统编《八声甘州》时为什么选了19首古诗而不是10首或300首，这是前人从未体会到的。他认为《诗人十四个》的“十九”应该是指古代历法的“一章”数。为了协调阳历年和阴历年的矛盾，防止阴历年与阳历年和四季脱节，中国农历每两到三年增加一个闰月，19年闰为一个“章”。《文选》，谢牛的技术工人来了。
解释自己神技时也有十九出现，“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把自己与良庖、族庖的用刀周期并举，以显示自己游刃有余、操刀有道。文献之外，文物中也有十九的用例，出土过金缕玉衣、错金博山炉、长信宫灯的河北保定满城汉墓中，还有一件玉雕人像，像身阴刻铭文：“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延十九年”显然是延寿十九年的意思。长寿是西汉人的普遍追求，翻翻《史记》《汉书》的列传，名字叫延年、延寿、千秋、彭祖的一抓一大把，向上天祈求延寿，选择“十九年”这个天文历法成数还是很顺理成章的。所以说，从战国起，十九这个数字，一直被恰当地使用着。这背后的原因，除了天文历法的“一章”之数外，没有更合理的解释。（张永涛）来源： 辽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