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联合项目博士生
《海东五百年：朝鲜王朝（1392—1910）兴衰史》丁著，漓江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320页，58.00元。
《海东五百年》是向中国读者介绍李氏朝鲜王朝(1392-1910)历史的作品。不同于现有的中文著作多着眼于中韩文化交流或具体问题，本书是中国学界第一部由学者撰写的朝鲜王朝史。正因如此，作为一名韩国史(以下简称韩国史)的研究者，我收到手稿后非常激动，立即开始研究。而这本书确实提供了一个了解朝鲜王朝的新方法。——见证了明清历史时间轴上的“朝鲜儒学”。这种方式既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中韩两国在历史、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又突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使朝鲜时代的历史在中国文学圈回归到民族历史，而不仅仅是属于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分。
这本书虽然从朝鲜建国开始一路讲日韩强行合并，而且经历了二十六个国王，但并没有像某些韩国学者那样以逐章的形式来写。相反，丁博士以朝鲜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将该书的内容分为十二章，描述了朝鲜的建国、早期的政治变革、儒学的萌芽、皇室内部的夺权与艰难、儒学及其反应、儒学与党争、仁臣之战与明宪的关系、明清与朝鲜的世代更替、党争与改朝换代的政治、英宗的政治与悲剧、正祖时期的繁荣、外戚的走向。这些作者划分的历史分期兼顾了时效性和主题性，对把握朝鲜王朝近500年来的政局演变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对于不熟悉朝鲜历史的读者来说，这十二章的框架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思路，让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在一本书里探究朝鲜500年的历史走向。
从上面的章节安排可以看出，这本书的一个主轴就是阐述儒学在朝鲜的进程，这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关于这个课题，北美和韩国学术界的代表作是Martina Deuchler的《韩国的儒教转型：一个社会与意识型态的研究》(韩国3360a社会与意识形态研究的自信转型，剑桥3360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杜认为，朝鲜儒学的转型是由建国初期受性学影响的一批士大夫主导的。他们通过推行改嫁为夫婚、剥夺女性继承父系家族遗产等习俗和制度改革，完成了父系的纵向继承，使朝鲜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儒家化的进程。而这一理论也在马克彼得森的后续研究《韩国的领养与继承：关于创造一个经典儒教社会的个案研究》(韩国收养与继承3360案例研究中创造了一个经典的迷惑社会，Ita: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6)中得到了支持和修正。与杜廷娜的哲学不同，丁博士侧重于朝鲜的儒学化程度及其对朝鲜政治历史发展的影响。她通过第二章至第四章对两位王子叛乱的叙述、箴言和《三纲实行图》的创作和翻译、叔侄皇位之争及其影响，揭示了朝鲜在建国前一百年建设儒家国家的努力和局限，如朝鲜皇室试图建立长子继承制时频频发生动乱， 皇室大部分成员信佛的事实，以及B这样的贵族妻子不遵守儒家礼仪的事实。 换句话说，丁博士的《政治史》补充和修正了杜廷娜和彼得森的论述，丰富了我们对韩国早期儒学的认识。
但更细腻的儒学化过程可见于本书第八章至第十章，讲述了明清与朝鲜之间的崇明思想，改变政局的政治与党争的发展，英宗的扫荡政策及其悲剧等。由于仁臣和吴波之乱，朝鲜士大夫对明朝的态度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君臣关系，他们被视为赐予再造之恩的君主之父。因此，他们在明清之际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和立场。虽然这一立场并非无懈可击，正如作者在第八章所指出的，曾经坚定声讨和平的黄引承认自己在南韩山城之围中“伪声讨和平”，武官李胜秋批判声讨和平的金相铉将军不顾宗族存亡，但崇明的反清儒学仍然深刻影响着丙子之战后的朝鲜政局。第八章提到的沈起元以“扶纲”为由试图废仁祖王，第九章讨论的北伐论、西清山党崛起，如宋世烈等，都属于这一类。但韩国儒家最经典的例子是第九章讨论的两礼和第十章的丧子，这两礼和官司除了党派之间的政治纷争，还涉及到儒家经典中如何解释和实践丧葬仪式，即如何参加葬礼，持续多长时间。在第十章中，作者在讨论英国祖国的国王和他的儿子为什么要为王子哀悼时，引用了金教授的话，认为哀悼不能体察父心以代治、孝、助其成为儒家的圣王等，这些都是悲剧的原因。丁博士通过这些事例，清晰地展现了朝鲜式的儒家关怀、阐释和实践，并在第十二章的结论中指出，朝鲜王朝的五百年是“儒家思想和制度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但又表现出自身特色的历史时期”。作者认为这一分析极为准确，有助于中国读者以更加细腻开阔的视野了解朝鲜王朝的历史和东亚文化圈儒学的本土化。这里的本土化现象指的是儒家文化和制度传播到各地后，地方精英有多重。
新诠释这套系统，以使其符合其自身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需求。在这一意义上，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朝鲜史的入门书，更是关于儒教与东亚、儒教在东亚的重要著作。本书的另一大亮点便是引入了明清史事作为参照。这一做法不仅呈了现朝鲜王朝与明清两朝千丝万缕之关系，更体现了朝鲜的能动性与特殊性。比如在第一章讲述朝鲜王朝之建立时，作者便提供了元末明初的国际局势与众多关系人物之背景。这一做法实属必要，否则读者将无法理解明初与朝鲜间的表笺问题如何同时蕴含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个人关怀与其对北元势力与朝鲜连手之忧虑。类似的例子可见于第五章与第六章。在第五章，丁博士以“朝鲜版大礼议”叙述了朝鲜成宗如何在以旁系入继大统之际，将自己的生父附庙，尊其为朝鲜国王；而在第六章，她描述了朝鲜中宗国王如何透过率先恭贺明世宗在大礼议一案上的成功，取得了明朝皇帝的信任，进而完成了《明会典》中关于朝鲜王室宗系纪录之辩诬。在第六章章尾，作者又指出了明神宗与大臣间的立储争议是明廷不愿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之因，并导致日后光海君在明与努尔哈赤的对抗中采取中立外交路线。而这一路线，也成为第八章开头所述之癸亥靖社中政变领袖的正当性来源。透过此种以明清史为参照坐标的方式，丁博士提供了中文读者一个更鲜明与立体的明、鲜互动机制，呈现出朝鲜国王如何利用此一外交纽带争取自身或本国的政治利益，赋予了朝鲜在该关系中的特殊性与主动性。同时，这一做法也达成了她在序言中对本书的自我期许：“着力突显历史事件与相关人物之‘东亚性’‘国际性’视野。”
为了体现本书的东亚性与国际性视野，本书在史料征引上也下了十足功夫。首先，本书所提及之史事多奠基于《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等朝鲜官方史料，足见作者用力之深与学识之广。其次，为了凸显明清与朝鲜的互动，书中亦大量引用了中国官方史籍与档案，包含《明史》《万历邸抄》《满文老档》《清代起居注册》等书，显示作者对明清史料之熟悉亦非一般。然而，最能体现丁博士史料功底者，莫过于寻找较为罕见的野史与私人记载，其中包含南礏之《丙丁日记》、朴宗谦之《玄驹记》、博明之《凤城琐录·附朝鲜轶事》、作者不详之《郑鉴录》、惠庆宫洪氏之《恨中录》等。以通史作品而言，作者大可以二手研究作为主要依据，但丁博士选择了更为扎实的做法。透过上述坚实之史料，本书展示了如何在史料上旁征博引以完成一部面向全体读者的外国通史作品，可谓极具示范意义。
《恨中录》（《闲中漫录》）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本
《玄驹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本
除史料征引之外，本书也参考了众多中外研究成果，提供了许多新观点。特别是韩国学界成果方面，作者所引多属一时之选，为中文韩国研究领域带来了许多新启发。这些成果包括韩明基的《丁卯·丙子胡乱与东亚》、桂胜范的《朝鲜时代海外派兵与韩中关系》《被静止的时间》《中宗的时代》、姜名官的《烈女的诞生》、郑炳说的《权力与人》等。此外，已故前哥伦比亚大学朝鲜史讲座教授金滋炫（JaHyun Kim Haboush）的成名作《韩国的儒教王权：英祖与圣君政治》（The Confucian Kingship in Korea: Yngjo and the Politics of Sagac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也因丁博士而得见于中文学界，实属一大乐事。透过这些重要研究，作者将朝鲜国王与统治阶层如何看待与善用其与明清王朝之纽带、如何塑造与利用朝鲜中华主义以巩固政治权力、如何以谚文锻造朝鲜烈女、如何为实现儒家之圣君理想而酿成父子相残之悲剧等重要论点，传递给了中文学界。如此，本书对中文学界韩国研究之贡献，当不在话下。
同样重要的是作者流畅的文笔。这点体现在作者如何介绍中文读者所陌生的专有名词上，包括咸兴差使、院相制、宗系辩诬、大同法、四色党争、势道政治、文体反正等。作者用清晰的文字与简单的叙述，让读者能在短短数行之间清楚理解这些富含朝鲜特色的词汇。此亦本书之重大贡献。特别是第九章在描述四色党争时，丁博士以一章之篇幅，将老少分党的种种细节如怀尼是非、湖洛论争等娓娓道来，着实令人赞叹不已，而我本人也受益良多。
不过，本文既是书评，自然也须就作者所论提出反思，以期开启进一步对话。以下仅提出四点，期待在丁博士未来的著作中，能一窥其洞见。其一、作者于第五章中指出，韩国学界已检讨“士林派VS勋旧派”之旧说，认为两派之连结性与相似性大于其差异性与对立性。在此一基础上，若丁博士能一并评价韩国学界另一经典学说——“新兴士大夫论”，相信将更有助于学人了解朝鲜前期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其二、作者在第七章中认为壬辰战争的结果有利于女真之崛起与明廷之衰亡，但桂胜范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努尔哈赤在壬辰倭乱期间减少了其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行动，既而挑战了此一经典学说。作者若能对桂氏所说提出探讨，相信将更为丰富吾辈对这场十六世纪末东亚三国大战的理解。其三、金滋炫在其一篇著作中指出，两次礼讼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萌芽中的朝鲜民族认同意识，而非仅止于对儒教礼法之诠释与理解。对此，作者若能以中文学界韩国研究者的身份提出相关评析，将促进有关前近代东亚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趋向的讨论与反思。其四、相较于作者将正祖时期看作“王朝的最后荣光”，新锐学者克里斯多福·罗宾斯（Christopher Lovins）在其2019年的著作《正祖：一位近世韩国的启蒙专制君王》（King Chngjo, an Enlightened Despot in Early Modern Kore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9）中将正祖国王与法国路易十四、清朝之乾隆帝等相比拟，并视此一时期为韩国历史上的近世（Early Modern）。然而，韩国学界则另有以朝鲜初期为“近世”之声。作者如能对此题加以论析，应可对朝鲜时代之历史分期、比较史学等诸多议题，有进一步之贡献。
责任编辑：于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