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西朝东朝，本质上都是都城，可以看得更广一点，谈谈中国古代“迁都东都”或“建东都”的问题。这里我们暂时抛开西晋、东晋、南宋、北宋因为都城陷落而被迫迁都的情况。
在中国古代，洛阳是世界上，它在关东地区的地位也是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如西汉、初唐等，都有都城在长安，两者并非截然对立。东汉在西汉之后迁都洛阳，武则天在武周王朝建立之后也迁都洛阳。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以安史之乱为界，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两段。我们可以看到，在安史之乱之前，从关中迁都到关东，或者在关中之外另建都城的情况很多。比较著名的有周公建洛邑、光武帝迁都、和武则天迁都洛阳等。我们发现这种现象贯穿于西周、秦汉、隋唐，所以背后的原因有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研究一个不迁都的朝代——秦朝。从楚汉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陈胜还是王怀，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恢复各国的制度，而不是要用楚帝取代秦帝。所以可以说，楚汉战争的实质不仅仅是反对秦国，更是反对秦制，具体来说就是秦式的关中军事制度。
简而言之，秦朝的成功源于其在关中的地理条件和社会习俗，建立了以军爵制为核心的军事制度，提供了强大的动员力量，实现了统一。但其失败之处在于，统一后没有采取普遍的民政政策(所谓普遍是指“天下”中“一君万民”的政治关系，没有某种地域本位的倾向)，而是延续了关中。
秦朝的历史教训是一个一个的吗？我们可以继续考察汉朝的历史。刘邦在汉中立国，随后还定三秦，继承了战国时期秦国的疆域，也承袭了秦国的政治体制,韩信的军队申请法和萧何的户籍为汉朝建立关中军制奠定了基础，而随后的高第五年圣旨则直接证明了汉朝完全继承了秦朝的军爵制，因此可以说楚汉时期的汉朝是秦朝的继承者。
但是之后的历史却截然不同，汉王朝先是实行黄老政策缓和社会矛盾，逐步清理诸侯势力，之后在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与关东文化达成一致，之后推向全国，真正实现了全社会的整合，因而整个汉初又是一个从关中军国体制走向普世帝国体制的过程。
西汉开国之初，刘晶告诉刘邦，洛阳[天下……无德，易亡]，于是建议刘邦以长安为都城，凭借关中之险制约诸侯国，这反映出西汉初期关中与关东的对立依然深刻，关中本位依然占据主流。经过近百年的融化，关中与关东的文化矛盾逐渐弱化，七国的概念早已被州县所取代。迁都洛阳【德易为王】已经提上日程。
迁都洛阳的建议起源于西汉元帝时期，《汉书》《翼奉传》说：【望陛下迁都周朝……万岁，成高宗帝。】王莽当政时，迁都洛阳之风又起，即预言所说【定帝德，中国洛阳】。】在光武帝时期终于实现了迁都，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式从关中本位的军国国家转型为普世帝国。
以上的历史过程最早是由周公确立的。的周人立足于西方，最终割据商朝建立了周朝。但关中风俗与关东完全不同，周人统治无法实行。建国不久，就导致了武庚之乱。周公平定叛乱后，为了实行对关东的统治，建东都洛邑，政治中心逐渐转向
唐朝的统一意味着社会整合的重新实现。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乱，冠龙集团逐渐衰落。唐太宗对33，360，010-30，000的重新定义，代表了关中与关东的和解，从此确定了帝国普及化的进程。最后一个打击老冠龙集团的是山东的吴侯。武则天建立武周后，急于摆脱朝中旧势力，迁都洛阳，给了冠龙集团致命一击。
这一过程的第三次重演在隋唐之际。
国体制，易于实现统一，但是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关中和关东文化的深刻对立导致关中本位的军国政策在关东难以实行，因此从关中本位走向普世化便成为汉唐时代必需的命题，而迁都洛阳往往代表着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简言之，频繁出现的从西部迁都至东部，是因为西方易于得天下，东方适合治天下。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二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两汉在光武时期才最终迁都洛阳，但是其普世化进程在武昭宣时代就基本完成，而武后死后重新还都长安也并不意味着关陇势力的再起，其中的政治因素同样复杂。这一过程在唐朝之后不再重现，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五代时期关中地区进一步衰弱，其二则是唐宋变革之际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区域本位政策已经无法重现。
最后回到一开始的话题，中国最为强盛的时代大多立都于长安，可能是因为其军国体制尚未瓦解，动员力依然强大相关，而洛阳时代武功不多则与其趋向文治的政策息息相关。
参考书目：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