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是清朝光绪三十三年。这一年，在昆明北部的五花山南麓开始兴建两级师范学校，并发掘出一枚破碎的玉玺。
印章高8厘米，长12厘米，宽12厘米。虽然坏了，但还是能读出印出来的字：生命之宝。
这方玉玺，正是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所拥有。
1644年，崇祯在北京自缢后，明朝宗室陆续在南方建立了几个政权，用大明的名字，史称南明。他是朱翊钧在明神宗的孙子，朱有郎，也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弟。他建立了李咏政权，从1646年到1662年持续了16年。
这方玉玺，为何会碎裂，又为何会在五华山被发现，这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李咏是一个跌宕起伏的皇帝。他出生在北京。天启七年(1627年)随父居衡州。明朝末年，他在张被西方大军俘虏，侥幸逃脱。
1646年，长帝朱被杀后，朱友郎于11月18日在肇庆称帝，他就是皇帝。
被称帝后，朱由朗经历了与邵武帝朱由力的互相残杀。经历了从广东到广西，甚至被劫持到湖南；还有金圣焕和李成栋带给中兴的希望。更大规模的西军出云南抗清后，李定国两位名将震惊天下。
在后期，最大的事是张的干儿子。掌握了国家大事的秦王孙可望企图篡位自立。李咏十一年(1657)，李定国战败后投清。
李定国是一个悲剧英雄。他逼着清王孔有德做南王，而清王尼堪也曾经是中国的一大强国，军事能力在当时是一个领袖。
如果单纯把人物分为善恶，李定国无疑是正义的使者，永远的擎天柱，形象相当正义。
但不可能这么简单。人总是多面的，哪怕是李定国。
金以军事能力强著称，但也仅此而已。在内政和谋略上，李定国几乎是二流水平，和高手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你不能怪李定国。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领域，他是所有将领中最强的。
李定国还有一个问题，他的性格难称完美。
性格上的问题更加主观，李定国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曲靖战败后，孙可望成了一条丧家之犬，人心是雪亮的。孙可望的倒行逆施已经失去了市场，权力必将归于李定国。
此时，孙可望对李定国已无威胁，对孙可望适当宽容有利于建立统一战线。
李定国却派刘文秀、白文轩一路追兵，把孙可望如鱼得水地从云南赶回贵州，再从贵州赶到湖南，希望看到人死尸横。
追兵斗志昂扬，孙可望无路可逃。就算他有心投降，也不知道李定国是什么态度。如果他自首，他会被抓住并杀死。岂不是亏大了？
这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举动。孙可望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大半辈子都在西线军中，总有和他关系不错的老人和小集团，在他们当中还是有影响力的。
这是李定国的软肋。他不会玩政治。他认为政治就像联合他的军队去战斗。不是你死就是我生。
当然，如果李定国的策略能适当消除这些威胁，问题是他下一步会怎么做。
逃离李定国独大的势力孙可望，立下汗马功劳，都不在话下。
问题出在如何对待孙可望的嫡系部下上。
说对孙可望的追求是压制不住的，是得人心的，这无可厚非，但是李定国对孙可望集团的做法确实是错误的。
孙可望驻扎着王紫绮、张明智、关友才等。在楚雄和永昌地区，并在孙可望入侵时接受了来自内部的秘密命令，这对昆明构成了威胁。但是在他们有机会派遣军队之前，孙可望被打败并且逃走了，并且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宽大处理呢？
由于不愿宽恕，李定国亲自出击，关友才战败，投降，自杀。
在这里，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
李定国拒绝了
这一举动虽然立下了汗马功劳，却让的旧营秦国将士不快，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07是清朝光绪多少年,1907是属什么生肖5.jpg">李定国在政治上的昏招还不止于此，接下去发生的事让永历的实力再次大打折扣。
孙可望想自立，蜀王刘文秀始终是反对者，并多次给李定国帮助。早在衡州之战后，刘文秀得到孙可望要对李定国不利的消息，派人通风报信，避免了李定国自投罗网，说起来还有救命之恩。
更别说刘文秀和李定国都是张献忠四大义子，并肩作战几十年，一起享过福，更多的是一起吃苦，男人之间没有比战场上的友谊更加过硬。
好不容易赶跑孙可望，无论怎么看，李定国都该和刘文秀并肩携手，再创辉煌啊。
李定国对刘文秀的态度却是猜忌和防范。
刘文秀追击孙可望后，就留在了贵州湖广一带，安抚当地孙可望旧部，替代孙可望的工作，主持从四川到湖广一线的防务。
李定国却以告病退休为要挟，让永历帝下诏召回驻扎在川楚边界的守将回云南，不久又召回刘文秀本人。这招显然是针对刘文秀的，刘文秀被召回后，就失去了兵权，这是怕他控制兵力太多，与自己分庭抗礼。
川楚边界是前线，云南是后方，没啥特殊情况，却把久驻前线的指挥官们召回，这又是失策。
接着，李定国又搞起了歧视。他把孙可望手下投降而来的兵将分为“秦兵”，把自己手下和云南的军队称为“晋兵”，人为地划分起了成份。晋兵是嫡系，各方面待遇都要优于秦兵，本来大家都是老兄弟，本该不分彼此，这么一搞，人心就散了——“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
刘文秀不久就郁郁而终。
孙可望投清后，滇黔几省的虚实已尽被洪承畴所知，用兵通道已被打开。
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调兵遣将完毕，顺治正式下达了进军西南的诏书。
顺治还觉得不够，1658年正月又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统帅八旗兵南下专攻云南。
李定国事先并不知道清军会这么快发动总攻，否则他怕要对自己的行为事先掂量掂量。这也就是战略眼光的差距，《孙子兵法》说：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李定国在明末战场上可称战神，但在其他方面，他的短板一再暴露。
有了孙可望的情报，清军对地形已了如指掌，哪里方便进兵，关口的兵力强弱，明军将领哪些会死战到底哪些又容易招降，这些军事机密已了然于胸。
明军临阵换将又缺乏准备，两相比较，劣势尽显。
三个月左右，清军三路兵马已经在贵州会师，贵州全省大部分已经被占领。
清军有备而来，明军也有抵抗但无力阻挡，防线迅速崩溃，败报雪片般飞到昆明。
三路进兵看上去很吓人，实际清军并没有强大到逆天，甚至还不如六年前。
看看几路军队的统帅就知道。
罗托是固山额真，他的爵位只是个三等镇国将军。多尼是多铎之子，袭封信郡王，这一年只有23岁，之前没有同兵作战的经验，这时却一下被任命为全军统帅。
这些将领里，真正的宿将还是吴三桂。当然由于身份原因，吴三桂是不可能被任命为统帅的。
这样的攻势，李定国实际上在6年前就经历过一次，那时大西军刚刚出滇，清朝派出尼堪率八旗军开往湖南，孔有德进占广西，吴三桂从汉中入川南，用兵方向如出一辙。尼堪、孔有德比之罗托、多尼，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将领。
饶是如此，1652年，李定国两厥名王，以一人之力挽救危局，击退了清军攻势，由此形成长达6年的相持局面。
6年后，李定国并不老，他却没能再次扭转大局。
清军实际开始发动进攻的日期是在二月二十五日，李定国这时的身份已发生变化，由方面军司令成了全军统帅，他想的是运筹帷幄，统划全局，将作战交给部下将军。
从整体上看，全军依赖于统帅，这样也不能算错。问题是李定国缺乏战略能力，他的部署并不能让明军反败为胜。
从三月到八月，在李定国指挥下，明军只进行过两次反攻，一次是都督罗大顺领兵在五月收复了清平和新添卫；一次是张先壁在八月两次反攻贵阳，但都因为兵力不足，很快被清军击退，实际效果几乎没有。
到了八月，永历朝廷实在坐不住了，军队节节败退，自己已退无可退，李定国这时不得不亲自出马，但已经晚了，清军会师，包围之势已经形成，昆明已无法守住，撤退成为必然。
对永历来说，撤退已是家常便饭，但这时情况有些不同，只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
一是进入四川，四川这时还有大部分在控制之下，也有不少明军和将领，大部分人建议撤往四川。
永历帝和李定国也表示同意，并已传旨置办粮草，预定十二月十五日启程。
哪知几天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李定国在马吉翔等人建议下改变了主意，决定撤往滇西。
此时永历政权已日渐式微，无论撤往哪里，都很难扭转危局，但从事后结果来看，撤往滇西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川西之前已由刘文秀经营一年多，生产逐渐恢复，在川东又有夔东十三家，不难连成一片。
而滇西人口稀少，生产也不发达，粮饷兵员都不能保证，又难以联结夔东十三家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清军要是一路尾随追击，就只能逃到国外了。
更关键的是，李定国改弦更张的决定没能得到所有部下认可，之前被他歧视的秦兵不愿西撤，在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等人率领下进入四川，与李定国分道扬镳。
如此一来，李定国手下兵不满两万，已无力保护永历帝，此后在磨盘山一战虽然暂时击退吴三桂的追击，自己却也损失惨重且难以补充兵源。永历帝逃入缅甸后被缅王扣留，李定国攻缅不利，最后永历被缅甸交给吴三桂，与其子及眷属25人被缢死在昆明篦子坡，大明最后一点余脉，宣告身死国灭。
回到这方玉玺，假使李定国能因时制宜整顿好内政，或是在清军三路进攻之初亲提大军前出迎敌，破其一路，余下两路就好对付得多，这方玉玺还不至于遭遇如此命运。
“敕命之宝”是国之重器，代表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在永历帝还在任上，朝廷还在运转的时候就被砸碎且丢弃，说明当初撤离昆明时形势有多混乱，组织有多么无序，皇帝玉玺也可以被丢弃，这是十足的亡国之兆。
实际上，当时被弃的并不仅仅是这枚“敕命之宝”。
在1992年4月，昆明五华山西南坡的一个建筑工地里，又出土了整整一批明朝官印，共计有54方之多，铸造时间从万历四十三年到永历十三年，涉及云南、贵州、广西、湖广、四川五省。它们被装在一起，窖藏于2米深的地下，同样也见证着这一段历史。
讽刺的是，1907年出土永历玉玺，揭开永历亡国前这一段尘封故事。朱由榔撤离昆明4年后被杀，当时的大清却也只剩下了5年不到的寿命。
两年后清廷预备立宪骗局引发举世哗然，原本还对皇族抱有一丝期望的立宪派也大失所望，武昌起义的枪声有偶然的成分，大清的垮台却已是必然。
如今，永历“敕命之宝”玉玺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它铸造于明末，出土于清末，两个政权都已残破，如同它破碎的玺身，却依旧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