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世界上的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
展览时间：2019年7月16日至10月20日
地点：故宫博物院斋宫和任静宫展厅
“天下龙泉”的称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屠龙道的武林传说和天剑之剑。如果放在陶瓷界，应该是：至尊陶瓷，青花景德镇，世界名器，都是一个样。如果龙泉出不去，谁来与之抗衡？青花瓷曾经独霸天下，大家都知道，但在此之前，还有隐士林泉的前身龙泉青瓷。“天下青花”与“笔浓而无力”的故事，已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无需赘述。“天下龙泉”的传说低调了很久，但从故宫博物院能听出来，它把龙泉青瓷发挥到了极致。
元代龙泉青釉葫芦瓶
南宋龙泉青瓷帽碗
明代龙泉窑雕花折叠盘
龙泉窑青釉刻“沙阿阿巴斯”明凤味尊
伊朗仿龙泉青釉雕花花草菱形口折边盘
摄影/丁于
由宋至明――龙泉青瓷的“三高”时代
青瓷是中国瓷器生产的开端。从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开始，统治了中国陶瓷行业三千年。其间，白瓷虽从北朝末年兴起，但直到15世纪左右，还无法撼动青瓷的地位。《陶瓷通史》中对唐代“南青北白”格局的表述，来源于陆羽对33，360，010-30，000年间越窑瓷器和邢窑瓷器的评论。且不说在陆羽的评价体系中，白瓷如银雪，青瓷如冰玉，依然低人一等。他单独挑了六个窑，五个窑都是青瓷烧制的窑。这个数字说明了当时青白瓷的规模和影响。至于宋元时期，瓷业虽已百花齐放，但五大名窑中有四个是青瓷窑，足以体现青瓷的主导地位。三千年来取得的强势地位在于青瓷制作的不断进步，长期的历史积淀自然让人期待更好的产品。攀登青瓷生产高峰，完成青瓷最后辉煌的使命，最终落在了龙泉青瓷身上。
龙泉青瓷的制作始于北宋。然而，北宋的龙泉窑只是青瓷“祖师爷”越窑后面的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北宋的越窑，因为是青瓷生产最早、最有名、一度质量最高的窑，所以被称为“老爷爷”。但是到了北宋，虽然残余势力还在，但是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还是有一些衰落的迹象。即便如此，其地域影响依然存在，浙江仍有一批以仿越窑为己任的窑。龙泉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龙泉窑青瓷喜“淡妆”——透明的釉色仿佛“水一样”，要把瓷体上装饰的关怀表现得清清楚楚。
宋代的政治巨变也导致了河南、浙江制瓷业格局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龙泉窑青瓷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生产质量的最高峰。这个高峰的出现，与各种制瓷技术在风云变幻中的碰撞密切相关。当宋高宗很匆忙的时候，他没有携带祠堂里沉重的礼器。但“国之大事，唯崇尊”，即使逃往南方，国家每年的祭祀活动还是要进行的。仓促建立的小朝廷无法收集制作礼器所必需的铜材，只好在礼记中寻找替代方法——用“陶、木”代替。因此，陶瓷礼器的制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谁来制作陶瓷礼器？北方汝州有流民，南方越州有窑子。一旦北宋宫窑汝窑的工匠与浙江原有的制瓷传统相结合，新的南宋官窑就诞生了。部
在变革与融合的大背景下，龙泉窑的窑工开始脱青瓷的制作品质。在制作工艺和形制层面，有迹象表明其与南宋官窑有交流，但其制作的产品风格独特，鹤立鸡群。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以胚薄釉厚最为突出，其釉色或梅青、或粉青、或豆青，各具质感。前人吟诵秘色瓷有诗曰：“明月染春水，薄冰轻旋满绿云”。至于南宋龙泉青瓷，那是终极真理。与元明时期的相比，其整体造型较小，但更为典雅。在以纯釉色为主的宋代审美下，龙泉青瓷清澈如水的珐琅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釉色优美，南宋宫廷用官窑器皿向祖先进贡，却用龙泉青瓷在宫廷中服侍日常生活。南宋宫廷遗址中，龙泉窑出土的青瓷数量最多，可见皇室对龙泉青瓷的肯定。根据多年来考古见到的龙泉青瓷制品的情况，学术界普遍认为南宋的龙泉青瓷是其制作质量的最高水平。鉴于龙泉青瓷在整个青瓷史上的地位，把南宋的龙泉青瓷称为中国青瓷的最高生产质量也不无道理——实现了冰、玉之类极致效果产品的批量生产，才能不辜负越窑秘色瓷和汝窑、官窑铺路所树立的标杆。
巅峰时代的产品自然吸引市场，市场的需求来自于
然能带动生产。只不过这一系列连锁效应的发生需要时间。正因如此，在南宋的质量高峰之后，在元代，龙泉窑青瓷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高峰――生产规模的最高峰。平心而论，至元代中期，龙泉窑青瓷的品质略显下滑，相比于亦真亦幻、冰玉莫辨的南宋龙泉青瓷，元代的龙泉青瓷虽然不乏佳作，但多数稍显呆板。这一情况的出现，与龙泉窑青瓷迎合愈加扩大的市场或亦有关系。其重要市场中东地区对大型器物的需求，刺激了元代龙泉窑对大型瓷器的生产。生产体量较大的瓷器原本技术难度便高于普通产品，而体量的变化本身对原有瓷器效果亦有削弱。或许是对产品、市场的适应和对利润的追逐，此时龙泉窑青瓷的胎釉相较于南宋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釉层薄厚不一，略显繁杂。此时的龙泉，窑场激增，遍野山林，窑火相应，为一时之盛。当民间影响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有可能上达天听。龙泉窑虽早在宋代便进入宫廷，但其明确被定为官窑为皇室供奉瓷器，却是在明代。正因其与宫廷前所未有的密切关联，学界一般认为，龙泉窑在明代初年登上自己的第三座高峰――生产地位的最高峰。文献中明确记录，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龙泉窑便承担为宫廷烧造瓷器的任务。相较于元代，明代龙泉窑风格又有变化，釉色相较之前略觉黯淡，器型整体更显敦厚。至于这样的瓷器质量的高低，只有使用者自己才有感觉吧。站在后人的角度，从龙泉窑的历史来看，老朱家虽然把龙泉窑抬上了高位，但看起来确实不如老赵家的运气好。
从宋至明，龙泉窑自身“三高”的更迭，体现的是它时间轴线上的诸多变化。龙泉窑展，取名敢与“天下”并列，当然不只因为其在纵向线索中的高峰迭起，亦因其横向空间中的空前影响。
天下归心――一直被模仿
在国际上，龙泉青瓷的名气似乎不如青花瓷响亮，这主要是因为，龙泉青瓷纵横天下的年代，如今执世界史牛耳的欧洲人在世界舞台上还只是个穷酸的配角。中东坐地起价，南非好望角的风暴实在是有点猛烈，抓耳挠腮却连瓷片的边儿都摸不着。因此，长久以来，他们对龙泉青瓷的认识远不及后起之秀青花瓷深刻。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在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前，龙泉青瓷在亚非海域的陶瓷贸易中堪称独步天下、首屈一指。
中国陶瓷的外销在9-10世纪（即晚唐五代时期）曾达到高潮，当时的贸易范围已经遍及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沿岸。那时，浙江的越窑青瓷虽一度在湖南长沙窑、广东青瓷、北方白瓷的竞争中略占优势，但从总体来看，大体是平分秋色的格局。此后，中国瓷器的外销一度略显沉寂，直至12世纪后半叶方才又有起色。当时偏安一隅的南宋迫于经济压力，鼓励海外贸易。龙泉青瓷利用其品质及窑址区位优势，一跃而起，让曾经的陶瓷贸易市场焕发了新的活力。
至于元代，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政治、军事、商业扩张，龙泉窑影响空前。从考古发现来看，其不仅几乎出土于全国各个省份，更是在海外贸易中称霸一时。龙泉系青瓷不仅重新覆盖了从朝鲜半岛、日本，到东南亚、中东、东非的市场，其在中国瓷器市场中的份额也独占鳌头，堪称前无古人。如此广大的市场，内部亦有细分。龙泉青瓷如此优雅，自然并非人人皆能消费。远端市场如东非、中东等地和消费能力更强的市场中，更流行浙江龙泉青瓷正品，如伊朗国立博物馆便藏有当年输入的龙泉青瓷多件；近端市场如东南亚、东亚等地和低端市场，则更流行购买各地仿烧的山寨龙泉青瓷。龙泉窑青瓷的仿烧，是耐人寻味的信号。它意味着，龙泉窑的商品，不仅仅征服了沿岸市场的餐桌，浸染了消费者的生活，更意味着代表着中国传统君子玉色的龙泉青瓷走进了异文化群体的心。
近水楼台先得月，龙泉窑的仿烧，从国内的福建青瓷窑场开始。如果将福建青瓷与正品龙泉放在一起，“真伪”一目了然。但从福建青瓷的广泛分布来看，其影响力却丝毫不输。特别是在东南亚等地，福建青瓷极其流行，市场份额甚至超过正品――这想必让当年的龙泉青瓷的经销商懊恼。不过，看到市场商机的何止福建窑工？东南亚、东亚诸多窑场对龙泉青瓷均有不同程度的模仿和借鉴。不过太平洋沿岸各地，传统上是中国瓷业的辐射地区，仿制中国陶瓷似早有传统。真正令人惊讶的是波斯-伊斯兰陶瓷系统对龙泉青瓷的仿效。波斯-伊斯兰陶瓷系统为与东亚陶瓷并行发展的陶瓷体系，其本有自身的发展传统，产品往往“花枝招展”，其特色与东亚者迥异。但龙泉一出，伊斯兰釉陶也不禁被“带跑了调”，硬生生开始亦步亦趋龙泉青瓷的含蓄之美，非要赶上这股青瓷大潮不可。从伊斯兰釉陶的仿制品来看，中东巧匠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颜色形态颇多接近之处，只是釉上光泽，难以追及。不过这“费尽心机”的努力，却让我们看到了龙泉青瓷所曾受到过的衷心青睐。
倚天剑、屠龙刀的传言，说的不只是表面的锋利，更在其中隐藏的秘笈兵法。龙泉瓷与青花瓷的故事，说的也不只是小小瓷片的漂流，背后更有人群在商品、技术、审美层面的交流与交换，更有政治、军事、经济势力的合作与角力。西方人到来之前龙泉青瓷在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上的汪洋恣肆，不仅讲述着被中国史忽视的商业骄傲与海洋开拓，也隐喻着如今我们观看世界史的另一种视角。（丁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