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斌(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贝斯头条街至八角街是北京市首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完整地保存了元代的胡同肌理和明清的四合院群落。它们是北京居住文化的典型载体，同时保留了丰富的文物。如何保护好这一区域，并对其进行适当的扩展，是一个应该重视的课题。
西四牌楼老影，选自《旧京影像》
周边的道路
北京西部的头条山到八角是一个小区域，占地约35公顷。东起西四北大街，西至赵邓禹路，南至阜成门内大街，北至李平安西街。在介绍西四到北八的头条之前，有必要把周边的路说清楚。
东边，是西四北街。曾经有四座牌楼竖立在南端，四座牌楼竖立在旧皇城的东侧，称为东四牌楼，简称东四；这里的牌楼位于皇城的西面，所以被称为西四牌楼，简称西四牌楼。东西四座牌楼都是明代建筑，都是四柱三室三层，红柱灰瓦冲天。东边牌楼的牌匾上写着“兴仁”，西边写着“首义”，南北称“大石街”。东四牌楼的牌匾也是如此。
西四牌楼北侧，西五巷东口，有一座小庙，据说是供奉叶仙(明代瓦拉部落首领，又译尔森)的。这座庙坐北朝南，因占路中间，故称“当街庙”。据说是明英宗在土木堡战败中先被俘，为答谢他不杀而设。明朝时，西四牌楼被不法分子称为西城，为大明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刘瑾、颜泉、于谦、袁崇焕等都在此遇害。清朝以后，这里改为菜市口，而不是惩罚人。
明北四条胡同西，从《明清北京城图》中选。
民国时期，当街寺被拆除。1954年12月21日，西四塔因阻碍交通被拆除。同日，东城东四牌楼被拆除。根据孔庆普《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的记载，拆除西四牌楼时，最后拆除的柱子是东牌楼的南柱。“柱子靠近季枫鱼店的房子，房子的西北角和屋檐都凹成九十度角避开牌坊柱子，屋檐离牌坊柱子只有十厘米。事先已经和鱼店老板约定，在牌楼拆除期间，如果房屋损坏，由建设局负责修复。”拆除时，老板躲闪，老板娘却提出：“必须交200元押金，不拿钱就不让拆这根柱子。”老板娘坐在店里，尽管解释也不肯出来，于是孔庆普“指示吊车司机开动吊车，开始拆！”吊车轰鸣时，工人们趁机大喊，‘不！不会吧！“它要撞到房子了！”老板娘立刻跑了出去，大家都笑了。老板娘看到房子没受伤，笑了。“1956年，公私合营后，季枫鱼店改名为西寺鱼店。曾经是西单、西四最大的水产店。据《一张西四鱼店的老照片，又勾起我们多少当年的回忆》，“西四鱼店有三间山房，一间朝北在西四东街，一间朝西在西四南街。中间的山墙是倾斜的，正对着西四路路口。“简而言之，《西四鱼店》卷首的角形，是由于东牌楼南面的柱子。
与西四北街南口相交的是阜成门内大街。这条街的西端是阜成门城楼，文革时为了修建地铁被拆了。以阜成门内大街赵路南口为界。阜成门以西曾叫阜成门街，西四路口以东叫师洋街。1965年，两条街道合并成现在的名字。这条街的北侧有许多历史遗迹，包括白塔寺、帝王庙和广济寺。元世祖的白塔寺建于忽必烈时期。寺内的白塔是著名的标志性建筑，是珍贵的历史遗迹。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帝王庙，是中国“中华大一统”的连续历史见证。光寺始建于晋代，名西流村寺，后废弃。明日，顺元年(1457年)重修，成化二年(1466年)竣工。将更名为“弘慈广济寺”。1953年后，中国佛教协会驻此。
与西四北街的北口相交的是李平安西街。在这条路的东侧，有一个明代的仓库，叫太平仓。庄王府建于清代沧县旧址。1900年“庚子事变”，庄王府毁于大火。民国时军阀春历买下，在王宓南侧(今太平仓胡同北侧)建了一座西式建筑，取名“李平安”。此后，王宓的内部道路被开放，并被称为平安里街。1999年，平安里大街西端的后车胡同被拆除拓宽，平安里路口以西的道路称为平安里西街，而原平安里大街被撤销，成为地安门西街的一部分。
北京白塔寺资料图片
与前两条街不同，赵路在历史上是一条河，元代称“金水河”。那是一条流入皇城的人工河，这里不允许人们洗手，所以金水河禁止洗手。元末，王冕来游大都，于是写了这样一首绝句：
金水从金口来，
龙之光清澈纯净。
它不流向天空，
你愿意和我一起喝一杯吗？
诗人想象这是一条流向天空的河流。生活在尘土中的人能喝一杯这河里的水吗？
明朝以后，金水河演变成一条排水沟渠，称为“大明沟”，它向南延伸到北京内城南部的护城河。明清时期，大明壕逐渐改为地下壕，并在上面修筑道路，即今天的赵路、太平桥街和通路。
rong>元大都坊巷的肌理遗存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便位于这四条道路之间，在大都时代属于“鸣玉坊”。其东是集庆坊，西边是福田坊。鸣玉坊，见于熊梦祥的《析津志》，而不见于《元一统志》。中国向有君子“以玉比德”的传统，把玉饰置于腰际，行走时相击发出声响，曰“鸣玉”。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云：“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
西四北七条王彬摄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东口均在西四北大街，西口则均在赵登禹路，从南向北依次排列。其中，头条的长度是600米，均宽5米；二条长595米，均宽4米；三条长527米，均宽5米；四条长503米，均宽4米；五条长478米，均宽5米；六条长495米，均宽4米；七条长430米，均宽4米；八条长424米，均宽6米。这八条胡同的长度，最南部的头条长600米，最北部的八条长424米，二者相差176米。而且从南向北，胡同的长度采取逐渐缩短的形态，只有六条与五条之间出现了逆反，但是很快，六条与七条之间，又恢复了南长北短的形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赵登禹路的前身——金水河从东北向西南倾斜，随着斜度的增加，胡同的长度也随之增加了。
据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记载，在大都，道路的宽度是不一样的，他说：“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在宽度上，大街是小街的二倍。又说，大都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那么，这二者的宽度各是多少呢？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光熙门一带进行钻探，发现那里街巷的宽度约为9.4米，相当元人的6步，这个宽度应该是火巷的宽度。就是说，在大都的道路系统中，低于小街的火巷，其宽度是小街的二分之一，换而言之，小街宽度是火巷的2倍。由此类推，胡同的宽度则应该是火巷的二分之一，也就是3步，相当于4到5米之间。如果是这样，大都道路宽度的系统便清晰了。即：大街24步，约36米；小街12步，约18米；火巷6步，约9.4米；胡同3步，约4.5米。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宽度在4到5米之间，与大都胡同的宽度正相吻合。这就是说，在元代，它们应该是被视为胡同的。而且可以相印证的实体是，其南侧的砖塔胡同，是唯一保存下来、并且有史料可证的元代的胡同，其路幅的平均宽度是4米。由此似可推论，均宽4至6米之间的头条到八条，就宽度而言，与大都胡同的约定近似，或者其实在元代也有名称，被称为某某胡同的。
研究北京城市地理的专家认为，北京的东四与西四一带是元大都的核心区域，如同东四，西四北一带的八条胡同也为大都的城市地理提供了研究实体而十分难得。
名称沿革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刻印了一部书——《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将当时北京城内、关厢与近郊的地名进行梳理并记载下来。在他的记载中，今天的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分别称为：驴肉胡同、西帅府胡同、箔子胡同、熟皮胡同、石老娘胡同、燕山尉胡同、泰宁侯与武安侯胡同。
这些名称，有些可考，有些只能推度。驴肉胡同、箔子胡同、熟皮胡同与石老娘胡同，便属于推度对象。循其名而责其实，驴肉胡同里或者有出售驴肉的作坊。民国时期，驴肉胡同被音近为礼路胡同。箔子胡同中的“箔”，在清代被讹音为“雹”，民国时又谐音为“报”。用苇子或秫秸编织而成的帘子称“箔”，涂上金属粉末或裱上金属薄片的纸也称为“箔”。“箔”，往往用作纸钱。胡同内或者有这样的作坊。熟皮胡同，大概曾经有鞣制皮革的作坊。在清代，“熟皮”改成“臭皮”，民国时“臭皮”又改为受壁。至于老娘则好解释了，产婆旧称老娘，也许曾经有石姓产婆居住在这里吧。
西帅府胡同、燕山卫胡同，泰宁侯与武安侯胡同，则有史可稽。据《万历野获编》记述，明武宗曾经“托名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而在此地设元帅府，《日下旧闻考》转引《两京求旧录》说，其地“都人至今犹呼西帅府胡同”，入清以后，简称帅府胡同。在明代，卫是一种军事单位，五千六百人为一卫，燕山卫胡同，当是一条以军事衙署为称的胡同，清代简化为卫儿胡同，在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卫”也写成“魏”。根据《明史》记载，陈珪与郑亨分别被分封为泰宁侯与武安侯，以他们的府邸作为胡同之称是可以理解的。
陈珪，今安徽泰州人。洪武元年（1368年），随大将军徐达“平定中原，授龙虎卫百户”。后跟从燕王朱棣出塞北征，因军功而晋升为副千户。不久，参与靖难之役，积累功劳升为指挥同知，后又辅佐太子留守北平（北京），“累迁都督佥事，封泰宁侯”。永乐四年（1406年），陈珪参与了北京城的修建工程，据明成祖实录记载，陈珪“总其事，经画有条理”而“甚见奖重”。永乐十五年（1417年），陈珪兼掌行在北京后军都督府事。两年后辞世，时年八十五岁，追封为靖国公，谥“忠襄”。
郑亨，今安徽合肥人。郑亨的父亲郑用因追随明太祖征战有功，累封至大兴左卫副千户。洪武十六年（1383年），郑亨袭取父职。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招募官员去鞑靼宣谕，郑亨应募而往抵达斡难河，回朝后升为密云卫指挥佥事。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起兵靖难，四年（1402年）兵败，众将皆欲北还，只有郑亨与朱能主张继续南下。朱棣攻入南京称帝后，封其为武安侯。郑亨多次随朱棣北征，后出镇大同。他在大同率军屯田，加强守备，从而解决了大同防区的边患。宣德九年（1434年）郑亨在大同病逝，终年七十九岁，追赠漳国公，赐谥“忠毅”。郑亨稳重敦厚，善于安抚士卒而耻于聚敛。出镇大同时，镇守太监干扰军纪，被他依理裁制。镇守太监很不高兴，但在郑亨死后，却深深痛惜。
泰宁侯与武安侯在清代分别改为泰“安”侯与“五”王侯，五王侯在民国时又改称“武”王侯。1965年，北京市进行地名整顿，将西四以北的八条胡同，简化为以数字为序的“条”。这样，便与东四一带以“条”命名的胡同对应起来。
保存较好的四合院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中的四合院以中等规模为主，在格局上，这里的四合院比较规整，主院落东西与南北走向的比例，保持在1︰1至1︰1.2之间，呈正方形或基本正方形，具有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的特点。
其中，西四北三条11号四合院，分住宅与花园两部分。住宅踞西，凡四进，大门为广亮大门，位于住宅的东南角，大门与倒座相连，倒座之北是垂花门，垂花门之后是二进院，有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之后是三进院，房屋的规格和数量与二进院相同，最后是四进院，仅有一排后罩房。住宅之东是花园，建有假山、花厅与游廊。此宅的主人原是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现在被西四北幼儿园占用。
西四北六条23号也是一座四进的四合院，大门之前是影壁，两侧有上马石。与大门相连的是倒座。二门为垂花门，两侧为抄手游廊，墙上镶嵌什锦灯窗。二进院有北房五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与二进院相同，最后一进，也就是四进，有九间后罩房。23号院位于六条与七条之间，与西四北三条11号皆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除此以外，据为之的《试论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历史文化价值》介绍，在区域内，保存较好的四合院还有：头条的6号、12号、27号、31号，二条的3号、5号、7号、9号、11号、18号、19号、25号、31号、36号、45号、54号、55号、59号，三条的5号、9号、11号、13号、19号、23号、25号、26号、27号、31号、33号、39号、59号，四条的5号、14号、20号、23号、26号、28号、33号、35号、45号、49号、53号，五条的1号、7号、11号、13号、15号、16号、27号、56号、58号，六条的5号、7号、9号、10号、17号、19号、21号、23号、27号、31号、35号、37号，七条的7号、29号、33号、37号、49号、53号、61号，八条的5号与58号。其数量之多，在北京历史保护街区中也较为罕见。
据西城区旅游局编著的《都市旅游品质》统计，在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576个院落中，人均住宅用地面积高于50平方米的有51个院落，约占全部院落的8.8％，25至50平方米的有100个院落，约占17.3％，15至25平方米的有193个院落，约占33.5％，10至15平方米的有56个院落，约占9.7％，低于10平方米的有26个院落，约占4.5％，人均住宅用地面积15平方米以下的四合院，占全部四合院的14.2％。在这些院落中，由于人口密集而私搭乱建，破坏了院落本身的格局。另据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整治与保护规划》的报告，在这片区域内，存在五类建筑，其中，国家与市级的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3.73％，具有一定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建筑为8.18％，风貌一般者为26.34％，与历史风貌相协调的现代建筑为19.1％，不协调者为37.16％，不协调者所占比重超过了三分之一。这些均应该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人文遗踪
西四北二条58号是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其校址前身是“萃文”与“萃真”教会学校，两校停办后，陈垣1921年创办的平民学校，于1925年迁至于此，1949年后改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著名作家王蒙曾经在这里读书，他在1948年初中毕业时，在校刊上留下这样一段话：“劳动的双手会写出同情的血泪，诚实的良心之志做神圣的教师。”校刊还选用了他的一篇文章《春天的心》，这很可能是王蒙的处女作。第四十一中学的教学楼为灰色西式建筑，电影《青春之歌》曾经把此处作为取景地。
西四北三条3号是隆长寺，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隆长寺是汉经厂外厂。汉经厂是明代内府印制汉文佛经的机构，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佛经的机构称番经厂。汉经厂与番经厂设在皇城里的嵩祝寺与智珠寺，称内厂。隆长寺是汉经厂的下属单位，处于皇城外故称外厂。隆长寺现在是民居杂院，为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西四北三条西段的39号是程砚秋故居，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西四北四条47号是北京最早的小学：北京市西城区四北四条小学，其前身是成立于1883年的正红旗官学，1915年改为“京师公立第四小学堂”，百余年来，学校屡经变迁，1972年定今称。
西四北五条4号曾是军阀张宗昌住宅，1950年6月，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在此地创办表演艺术研究所，所长是陈波儿。1953年，改为北京电影学校。谢铁骊、陈怀皑等为任课教师，周扬、夏衍、冯雪峰、艾青、丁玲、老舍、陈荒煤、蔡楚生等经常来此做专题讲座。1956年，北京电影学校升格为北京电影学院，迁到新街口外皇姑坟（即小西天一带）新校址。7号是傅增湘旧居。傅增湘，四川江安人，在清代曾任直隶提学使。傅增湘热心教育，在天津先后创建了女子公学、高等女学与女子师范学校等。民国时曾任教育总长，后专心从事古籍收藏与校勘，编撰有《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书目》。
西四北六条21号为陈半丁故居。陈半丁，浙江绍兴人，擅长山水、花鸟、兼及书法、篆刻，曾任中国画院副院长。1951年，陈半丁因米粮库4号的“五亩之园”过于张扬而将其卖掉，另买了两处宅院。一处在东新帘子胡同，另一处即在这里。
西四北八条9号、11号曾经是燕京造纸厂，为张学良投资创办。其址疑为清代的谦郡王府，始主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孙，礼亲王代善的第四子爱新觉罗·瓦克达。顺治三年（1646年）因军功封三等镇国将军，次年，晋镇国公，又一年，晋多罗郡王，加号“谦”，职掌工部而参与政务。根据明代贵族府邸在明亡后往往被清代贵族继承的规律，再早9号与11号，很可能就是明武安侯郑亨的府邸。
加强治理，适当扩大保护区范围
作为北京市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西四北头条至八条是北京居住文化得以延续且难以仿制的载体，如何对区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进行整顿和治理，更好地发挥这一地区的积极作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至少，可以将胡同中不协调的建筑拆除，将曾经活动于此的历史人物的生平轨迹标识出来，比如参与营建北京城的陈珪，可把这个人物作为重点，从而将古人与今人打通，加深今人对北京的认知与理解。
进一步，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作为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其范围还应适当扩大，向西延伸到白塔寺地区，向南延展到砖塔胡同一带。白塔是大都的地标性建筑，其周围的街巷基本完整，而砖塔胡同则是大都时代唯一保留下来有名称的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其价值，无论对胡同，还是对北京的道路系统与城市布局都是难以绕过的。如果将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保护范围适当扩大，则至少有这样两个好处：
其一，胡同保护的范围扩大了。北京现存的胡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胡同已成稀缺资源。保护的胡同数量多了，岂不是一件好事？
其二，白塔与砖塔胡同，从元至今，记录有序，将它们纳入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保护范围，既可以增加历史容量，又可以丰富人文内涵，至少可以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大都的核心区域，是保存至今的大都坊巷格局，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并付诸实施呢？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1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