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2月22日甲子节，商都城外原野某地，旌旗飘扬，黄沙滚滚。两军交战，互相厮杀。突然，其中一支军队前面的士兵叛变回去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这支军队非常混乱。不到一天，全军覆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战役。胜利者是周武王的军队，失败者是商纣王。这一天，他绝望了，在高鹿台自焚。一个繁荣了600年的帝国就这样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王朝——周。
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就发生在一瞬间。一切真的那么简单吗？人背对自己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吗？商朝的灭亡，真的只是因为纣王以女人为荣，腐朽暴虐。她活该吗？周君赢了，是王武以德服人，这是天意吗？
大家都认可的事实，偏偏不一定是真相。
唐叶枫，历史作家，多年文史类节目编导，基于大量先秦时期商周金文、简牍等最新考古资料，创作了《简说西周史》，逐步展现了一些重要史实较为可信的方面，串联起一个更加真实、系统的西周。
在参考该书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讨论历史上关于纣王的一些可能的错误，以及王武赢得战争的关键原因。综合起来，这两个方面恰恰是奠定西周基础的历史。
一、纣王真的只是一个昏君吗
:偏袒妲己，杀害叔父，伤害忠臣，这一长串的事迹让我们在脑海中给纣王贴上了放荡残暴的标签。
这样的君主亡国，顺应民心。
然而，这就是全部的真相吗？
看过一些相关书籍的人应该记得，所有故事的开头都有一个观点。当纣王十几岁时，他非常聪明，口才好，勇敢。嗯，一个人的勇敢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什么一个人的智力会分分钟消失？况且，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他对快乐的渴望似乎并不冲突。既然智商还在，那他真的是为了享乐而不顾国家吗？那他享乐的基础在哪里？
商朝文字与记录的不全面，胜利者的丑化，后世的揣想，片面地定义了纣王这个形象。
纣王是一个暴君，但他不是一个不想进步的坏国王。这里有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继位之初封“三公”。
《史记》记载纣王继位之初，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任命周侯姬昌、归侯、鄂侯为“三公”。虽然这是纣王的临时任命，没有明确的责任和分工，但它传达了一个信息：我在纣王很看重你，所以我请你做我。
在传统史书中，这三个人都是圣贤。纣王此举并不一定意味着用他们的名字作为圣贤。当时周在西商，北有鬼国，南有湖北。纣王封三公，显然是为了保住三通门户：我这么尊重你，你敢闹事？
当然，战胜三国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此刻，东方一片混乱。
征讨东夷二十年。
东夷是古代文献中商朝东方部落的总称。纣王征服东夷，一方面是因为东夷不听话，三百年来屡违商业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东夷拥有3354盐这种重要的战略物资。20世纪50年代，山东东营、潍坊等地发现大量商代盐灶，就是有力的证据。
商代甲骨文记载最完整的东征时间是9-10年。他用了200多天才亲自入侵东夷。经过50多个重要地方，与东夷人激战一个多月，活捉了他们的君主，然后靠打猎建立军队。战争的规模是巨大的。
征服纣王东夷的战争一直在进行。唐叶枫在《简说西周史》年提到了二十年，最后把山东的济南、泗水、滕州一带的土地推到了山东的渭河、沂河一带，这一点有商代晚期的商文化遗址可以证明。但战争始终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连年征战，国力尽失。所以 《左传》 发出了“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论断，意思是说，商朝的内耗，为日后的灭亡埋下了隐患。.不得不充分发挥其暴君的特长，加速对地头蛇的盘剥，这加深了王朝内部以及与各王侯的矛盾
东征时，纣王发现了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就是周国日益强大，成为心腹大患，于是做了一件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把周后姬昌软禁起来，7年后释放。
纣王为什么软禁和释放姬昌？
其实，纣王软禁和释放嵇昶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在姬昌入狱之前，同为“三公”的鬼侯、湖北侯已经被杀。他们之所以不杀他，是因为周的势力比其他两个国家强大，周若造反会导致西方一系列的混乱。此时商朝主力被牵制在东夷，无法伐周。
既然如此，为什么姬昌后来被释放了？包括《史记》，史书一直记载着周人贡献众多美女和珍宝的原因。既然这么简单，为什么周人早就去了呢？
20世纪90年代，一批从海外归来的战国楚竹书(因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而得名“尚波竹简”)，其中一篇《古文《容成氏》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理由。文章称，纣王的暴政使九国(不一定是实数)对商贾造反，而当时商贾与东夷的战争还在继续，商朝硝烟弥漫，国内外都是被迫如此。
王将姬昌释放，让他去平叛，而姬昌也是求之不得，立马大表忠心。恰好此时周人来进贡，纣王正好借坡下驴，放了姬昌。与《容成氏》结合，《史记》在“纣王得宝放姬昌”的后面，说纣王封周候为“西伯”（西方诸候之长），并赐给他象征征杀大权的弓、矢、斧、钺，也就合情合理了。
通过以上三件事情，我们不难看出，纣王并非昏庸无能，于人事，于兴武，他都有自己的打算。当然，他也绝不是一个好君主。
纣王也许没有想到，归国后的姬昌，再也不会乖乖等待下一次的噩运了。从此以后，韬光养晦，招贤纳士，全面布局，他干了一个有脑子的人都会干的事情。
历史的每一步都精确无比，绝无偶然。一切，都在指向一个必然的结局。
二、武王伐商为什么能一举成功
牧野之战的胜利，是标志武王克纣成功的直接历史事件，但它却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它前面，有着长长的铺垫，远点说，有周国历代主君的励精图治，近处看，就少不了武王他爹文王的全面布局，及武王自身的谋划。原因之一：文王的战略布局
文王就是姬昌，这里有必要先交代一下这称呼变化的原因。姬昌被纣王释放回国不久，就因为某种原因占卜得到瑞兆，于是受“天命”称王，升级为文王，据《帝王世纪》和《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文王受命元年是姬昌42年，相当于纣王16年。当然，这事是在国内悄咪咪进行的，在外，文王仍是纣王忠心不二的臣子。
称王之后，文王就开始进行纣王安排的平叛工作了，《容成氏》记载的九国名单如下：密须、黎、鄂、崇、鹿、郍、丰、镐、石。而《史记》记载，文王受命后，征讨的第一个国家是犬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土的“文王玉环”，则证实文王还联合唐国灭了贾国，时间大约在伐黎之前。
这些国家，一部分当然是真正叛商的国家，但它们的共同特征，却是都占据着周进攻商的交通要道！来看看几个重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就知道了。
密须国。位于周的北面，历来是西方戎族进入关中的交通要道。
黎国。与商朝都城安阳隔着太行山相望，航空距离仅一百公里，是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滏口陉的西入口。说到这里，我们得先解释一下太行八陉。太行山纵贯河北，河南和山西之间，是华北平原和山西高原的天然分界线，其深处有八个地势险要、崎岖难行的峡谷，可以沟通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这就是太行八陉，自古以来是我国军事要塞。从黎国以北通过滏口穿过太行山，就离安阳不到三十多公里了，可以说，黎国就是商都的西大门。
鄂国。位于黄河以北，据殷墟卜辞所说，它是商朝重要的粮食产地和田猎区，西面有太行八陉的第一陉轵关陉，北面有第二陉太行陉，历来是河南进入山西的交通要道。商代讨伐山西一带的方国，基本上是从鄂国出发。
崇、鹿、郍。攻克了这三个国家，周人就控制了黄河南岸地区。
总之，这些国家都是周国进攻商朝的障碍，可见，文王打着为纣王平叛的旗号，实际上却在削弱商朝的势力，为以后灭商扫清道路。
武王伐纣时的八个盟国，也是文王时期建立的，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在《诗谱》中说的：“文王之道，被于南国”，可以作为佐证。八国中至少有一半的国家，位于今天的湖北地区，可见当时周国影响力的深远。
至此，周国从北、西、南三面，形成了对商都安阳的战略大包围。
原因之二：武王的厚黑之术。
虽然文王在事实上，已经奠定了周灭商的基础，但具体负责操盘的武王，如果没有相当的谋略，文王的梦想大概也只能成为泡影。文王在完成全面布局后，就撒手西去，继位后的武王，对文王留下的体制和人事，几乎没有做任何变动，自然也继承了文王的遗愿，致力于伐商的准备。
对内，武王选贤举能，规范法度，奖励农工，发展经济，提升武备，打造的是和纣王完全不同的人设形象：以德服人。这点我们就不具体说了。
对外，我们的仁君武王，用的可就是厚黑术了。在弟弟周公旦、重臣姜子牙、召公奭等人的帮助下，他在商朝实施了不少“捣乱”。《逸周书丰保解》记叙了一些具体的手段：给纣王和他的宠臣送美女珍宝，让他们沉迷享乐不思进取；派能工巧匠给纣王修宫殿，制造奇巧之物，消耗商朝的国力；制造流言蜚语，让商朝人心惶惶；陷害忠良，帮助奸佞升官；挑动商朝和其他诸侯国的战争；挑拨君臣关系等等。《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
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在商朝培植了内奸，成为牧野之战取胜的关键因素。
这内奸，分别是纣王的庶兄微子启，重臣胶鬲。公元前1047年，纣王杀了叔叔比干，赶走贵族箕子后，逐步清除异己，实施中央集权，同时准备抽回东夷的兵力，全力讨伐正在日益壮大的周国。可惜，纣王的计划还没有成功实施，武王就已经得到了消息，先一步开始了伐商的征程。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清晨，周军直达朝歌郊外，以三万左右兵力，对战商朝将近五万人马。微子启与胶鬲指挥部分商军反戈一击，造成商军大乱；姜子牙作为前锋将领，乘着战车直捣商人战阵最薄弱的地方；武王则批挥人马冲进姜子牙打开的豁口，一场惨烈的厮杀直到下午才结束。
纵观前文，如果说纣王失德与商朝的困境，是周获胜的“天时”，那文王布局，就为周谋得了“地利”，武王与几位重臣的外交，则争取了“人和”。
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西周诞生了。
参考：《简说西周史》，唐封叶
《史记》，司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