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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易淘 葡萄酒 2022-09-08 22:04:09

品牌名称:酱香白酒加盟 所属行业:酒水 > 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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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世纪初,东方两大帝国出现了两个强大的统治者,——帖木儿帝国和明朝。基于他们在位时的实力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短暂恢复,他们经常被联系在一起。   

  

  这两位在15世纪上半叶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国王,是——明朝的皇帝。他的国策决定了大明一度对外开放,闭关锁国的时间更长。统治帝国近半个世纪的帖木儿帝国皇帝,目睹了父亲一手缔造的帝国的风风雨雨,最终在背叛中痛恨。他们的决定最终导致了东西方时代的巨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5世纪两国君主的互动使丝绸之路短暂恢复,但客观现实使这种恢复只是“昙花一现”。   

  

  前言:崩溃之际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核心长期以来一直由中亚3354条以连接东西方为基础的贸易路线和重视商业的国王(粟特人是商业文明,穆斯林国王也有鼓励商人的传统)支撑。尤其是河中央(Teansoxiana,中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承载着历史长河中文明的繁荣。   

  

  但由于卡拉-契丹帝国(西辽)的衰落,以及这个帝国与新兴的Khwarezmia帝国的长期纷争,陆上丝绸之路开始走下坡路。由于贸易纠纷,蒙古人的西征(一个名义上的纠纷,据说事实是西征的借口)让很多沿河地区著名的大城市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墟。比如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什,华拉子模帝国首都)就被蒙古人以洪水的形式完全淹没(大屠杀时蒙古人采取改道的方式困城)。   

  

  之后统治中亚的张金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在当地人的影响下实现了突厥化-伊斯兰化,丝绸之路上的城市或多或少得到了恢复,但长期的混乱已经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另一方面,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改道锡斯坦(今伊朗东部以南)水源攻城。这导致了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文化圈,东波斯,最终水源枯竭。长期的干旱和河流的改道最终导致了中游地区(大致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是以前中亚文化的核心地区)开发力的下降。毕竟原来的坎儿井很难维持大量的商队。   

  

  到14世纪中叶,由于两大势力的崛起,黄金家族日渐衰落,蒙古帝国崩溃:在东亚,中原人民起义,朱元璋崛起,大明帝国取代了大元帝国;在中亚,衰落的察合台家族由亲属控制,并因此分裂为今天新疆喀什和伊犁河谷的——,道格拉特家族部分控制的东察合台汗国,以及巴勒斯家族控制的西察合台汗国。   

  

  埃米尔帖木儿,创作于帖木儿帝国时期   

  

  巴勒斯家族属于蒙古部落,和可汗廷一起实现了中亚的突厥-穆斯林。其中有一位埃米尔帖木儿(1336-1405),是著名的“征服者”(帖木儿在统治时期一直崇拜察合台汗国的大汗,所以类似曹操在中亚的作用)。这位瘸腿矮个的“征服者”在他西征的过程中,再次给缓慢恢复的丝绸之路以非常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甚至延伸到了恒河流域,这是以前的蒙古大汗从未涉足过的。在德里征服中,至少有10万人受到影响,或被屠杀,或被流放。——这场战役源于帖木儿想征服南方强大的图鲁克苏丹国,于是派孙子皮埃尔穆罕默德攻打德里。在这场战役中,帖木儿虽然对德里进行了掠夺,并为其积累了丰厚的财富,但由于印度天气炎热,帖木儿最终并没有对印度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直到1413年,图鲁克王朝才被帖木儿的部下所取代。   

  

  明太祖朱元璋皇家雕像   

  

  在东亚,朱元璋在建立明帝国后,基于元朝多年统治所激发的“中外歧视”的排外情绪,关闭了丝绸之路的东方市场,最典型的就是贬低商业,禁止海上。为朱元璋的优越地位做出贡献的商人也遭到了残酷的洗劫。比如给朱元璋捐钱的沈万三,在朱元璋成为明太祖后,并没有得到“聚宝盆”,而是死在了西南的乞丐之地。大批在起义中保持中立的徽商也被迫从东南沿海迁往北方。   

  

  西方的战争和与东方的隔绝导致了一直在恢复的丝绸之路的衰落。但在两位新征服者的儿子的统治下,这条贸易路线一度得以恢复,甚至有人看到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希望。但他们的上台和他们不幸的侄子们密切相关。   

  

  夺位的叔父:强权取代法统   

  

  朱元璋和帖木儿都在晚年遭受了丧子之痛。392年,39岁的明朝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朱彪死后,朱彪的儿子朱允炆成了继承人。   

  

  1388年,帖木儿一度被托克塔米什击败,继承人沙加乌马尔(约1360-1388)战死沙场。与此同时,帖木儿的两个年轻有为的孙子,米尔扎苏尔坦(1370-1403)和皮尔-莫汉莫德(1403)老皮尔马黑马(1376-1407)在随后的战斗中击败了脱脱,战败,为叔叔报了仇,于是帖木儿决定立长孙苏尔坦为继承人。   

不幸的是,苏尔坦在1403年猝死,帖木儿在三子米兰沙(Miran-Shah,1366~1408)没有异议的前提下,决定立皮尔·穆罕默德为继承人。

  

在儿子在世的情况下立孙子为继承人,往往是一个隐患。1399年,刚刚当上祖父的朱棣,对外宣称自己的孙子朱瞻基“是父亲奉玉托梦”而生,但实际上,早在怀胎前朱元璋就已经去世了。朱棣对新生孙子神话般的宣传,也为自己不久之后发动的叛乱提供合法依据。

  

帖木儿去世之后,皮尔穆罕默德遇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克星”——堂弟哈利勒(Khalil,1384—1411)。哈利勒发动对哥哥的叛乱,皮尔·穆罕默德被暗杀,哈利勒成为执政者。

  

这个时候,帖木儿的小儿子——比侄子皮尔·穆罕默德还要小一岁的沙哈鲁(Shah-Rukh),发动了对哈利勒的讨伐。哈利勒最终投降并被软禁。参与哈利勒政变的大臣,后来也成为沙哈鲁自己的肱股大臣,沙哈鲁真正处决的,是刺杀皮尔·穆罕默德的叛乱者。甚至哈利勒本人,也得到叔父的优待,甚至多年以后他的儿子还得以迎娶沙哈鲁的女儿,成为帝国驸马。

  

沙哈鲁绘像,笔者绘于2019年1月2日

  

相比起温和对待亲族与反抗者的沙哈鲁,朱棣对待侄子以及文武百官并不手软。在1402年,朱棣的大军守候在金陵城外,朱棣并不着急看到侄子投降——他希望看到侄子自杀,这样自己才能大大方方进入九五至尊之位。朱允炆并没有让朱棣“失望”,在放了一把火之后流亡他乡,朱棣借以一些遗落的尸骨,宣称侄子已死,在屠戮侄子的支持者以及追杀哥哥其他后裔之后,登上龙位,成为明朝一代霸主永乐大帝。

  

明成祖御像

  

无论是沙哈鲁与朱棣,他们都是跨越“法统”,通过非正当手段打败侄子成为君主的。但这两个叔父,均因自己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成为东方两大帝国的明君。而他们也基于种种机缘巧合,真正地走到了一起。

  

第一次使团:因卫拉特扩张引起的联系

  

1399年,据蒙古人的史料记载,蒙古汗国(北元)原本处于恢复之中,但到了元顺帝之孙额勒伯克汗统治期间,迷乱的大汗被美艳的贵族夫人吸引住(一说是贵妇人丈夫的兄长怂恿),与这个女子发生了关系,并杀死她的丈夫。

  

被侮辱的贵妇人在盛怒中,联合黄金家族的旁系,并纠结吉尔吉斯兵发动政变,杀死大汗以及大多数黄金家族成员。幸存者流落在不同地区。额勒伯克大汗的其中一个儿子(一说侄子),成为吉尔吉斯军阀的傀儡;吉尔吉斯人的势力没落之后,另外一个部族崛起,这个部族便是卫拉特人(Oirat),在中国的文献中被写成“瓦剌”(之后在清朝写为“厄鲁特”)。这个部族有一个强有力的首领,娶了黄金家族的公主萨穆尔(元顺帝的孙女),成为黄金家族背后有实权的“太师”,这位“太师”便是马哈木。在这个基础上,马哈木与额勒伯克汗属于同辈连襟关系。

  

马哈木即穆罕默德的一个音译,不难看出卫拉特人有意拉拢西域部族,在永乐统治期间,他采用了具有穆斯林特色的名字,并从1400年代末期开始,与儿子脱欢屡屡进攻长城地区,对于大明帝国的边境造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他也时不时骚扰东察合台汗国,而沙哈鲁与东察合台汗国有姻亲关系,被迫卷入边境纠纷。

  

在共同的威胁之下,沙哈鲁一方面自己自称皇帝(Pad-Shah)和苏丹,以迅速掌握帝国的实际运兵权;另一方面也邀请明朝经哈密卫西遣使者,希望能联合遏制卫拉特人的扩展。

  

永乐皇帝虽然有着强有力的权势,与此同时他也在长城边多次压制卫拉特人的骚扰,甚至把首都北迁燕京以防卫。但他不希望把军力过度耗费在北部边防,毕竟大明帝国当时还有两项巨大开支——一个是郑和的远航,基于加强朝贡贸易、打击海盗以及寻找失踪的朱允炆;另一方面则是内部的维稳,因为朱允炆的支持者依旧有不少。

  

在这种背景下,1413年开始,官吏陈诚(字子鲁,1365—1457)奉旨出使帖木儿帝国,途经撒马尔罕、布哈拉与哈烈(赫拉特),沙哈鲁也给予非常高的礼节接待他。在中亚的两年里,陈诚看到不一样的文化,为此写成《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

  

出于回应,沙哈鲁也第一次往明朝派遣使者,包括王子兀鲁伯、易卜拉欣、拜宋豁儿以及大臣阿尔都沙,达成马匹、毛皮与丝绸、茶叶和工匠技术的贸易。当然,这是明面上的贸易项目,而在背后,也达成军事协议:形成一个以哈密卫为中心,共同压制卫拉特的一个军事联盟,最后卫拉特人不敌两大帝国的夹击,在马哈木去世(1418年)、脱欢被打败(1424年)之后,三国进行和谈,北境边务暂时得到缓解。

  

明成祖第一次讨伐瓦剌(卫拉特),1414年

  

永乐国策的传承:第二次使团以及商路的危机

  

1424年,永乐驾崩,他的继承人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不足一年。新即位的便是朱棣当年借用父亲托梦而给予重望的孙儿——明宣宗朱瞻基。

  

朱瞻基与体弱多病的父亲不同,他很小的时候就与爷爷朱棣四处征战,以至于脱欢认定这个王子是他的克星。他继位之后,继续支持郑和的航行。在他统治期间,郑和的航行更多是加强朝贡贸易(弱化军事行动与政治目的),同时允许郑和船队前往麦加朝觐——一方面为犒劳船队中比例很大的穆斯林,另一方面也以到达阿拉伯半岛为契机完善明代西行地图的绘制。

  

明宣宗御像

  

朱瞻基传承爷爷的国策,事实上是面临相当大的阻力——传统的士大夫是非常顽固的“闭关锁国”论的支持者与推动者,他们宁可容忍官吏内部的贪污,也不愿意看到朝廷把经费对外;而东南沿海地区,基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绝望的商人,尤其是没能流散至东南亚的江南商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遭到非常大的冲击。久而久之,这些被压制的江南汉族商人与日本浪人、海贼走到一块,成为倭寇劫掠整个东部沿海。这种情况反而加强士大夫的理论依据,一来论证“闭关锁国”的合理性(可以防御倭乱),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污名化那些商人。

  

明朝加强中央集权,到了朱瞻基这一代却形成非常强大的文官政治,他们利用内阁等机构,通过上折的形式不断给皇帝施加压力。为了用经济活跃来反驳反对者,朱瞻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爷爷的老朋友——沙哈鲁。

  

1430年,沙哈鲁再一次派遣他的儿子们出使明朝。在第二次出使中,明朝正式与阿富汗斯坦地区确立朝贡贸易关系。大批中亚的财富流入中国,而中国优美的工艺品和技术也一步步到达中亚。其中三王子拜宋豁儿,沙哈鲁最为倚重的儿子,在这次贸易中与明朝官吏直接联系,这也使得他成为唯一一个记录进明朝史籍的王子——拜宋豁儿这个译名(Baysonqor)就是来自于中国的记载。

  

拜宋豁儿王子诵读《列王记》,帖木儿宫廷细密画

  

但这一次使团也是帖木儿帝国与中国最后一次的接触,因为两大帝国都在这一次会晤之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危机。朱瞻基虽然贤明,他统治期间明朝经济得以发展,但他在1435年不幸早逝,年仅37岁,他离世之后,母亲张太后立刻推翻他所有的国策,明朝又一次恢复闭关锁国。

  

与此同时,帖木儿帝国陷入非常严重的“死亡阴影”。1433年,回国之后不久的拜宋豁儿王子,在酗酒诵诗的过程中猝死,年仅37岁。沙哈鲁与高哈尔绍德夫妇抱着儿子冰冷的遗体,痛哭流泪整整一天,直到伊玛目强制要皇帝举行葬礼。仅仅4年之后,在失去三弟而陷入郁闷之中的二王子易卜拉欣,也在阅读典籍中吐血而终,年仅41岁。到1444年,沙哈鲁仅剩的两个儿子之一——小儿子米尔扎贾克(Mirza Jaki),从伊斯法罕到赫拉特觐见父母的路上,突发心肌梗塞倒落马下,不久离世,年仅42岁。也就是说,到这一年,沙哈鲁众多儿子中只剩下大儿子兀鲁伯——兀鲁伯在帝国内部,因优柔寡断而被大臣看不起。而且在1444年,兀鲁伯自己也已经51岁了。

  

基于父辈接连离世,沙哈鲁的孙子们开始坐不住了。在1444年冬天,拜宋豁儿的长子穆罕默德宣布独立,在伊朗地区成立“阿贾姆”(Ajam),以宣称自己的继承权,伊朗地区与中亚地区的商路也因此断绝;之后,兀鲁伯的儿子阿卜杜·拉提夫(Abdu-Latif)架空父亲的权力,加强对河中地区的控制。而真正作为皇帝的沙哈鲁与皇后高哈尔绍德,却只能控制自己的都城赫拉特以及周围区域。

  

沙哈鲁为了抵御孙子的进攻,甚至不得不再一次求助自己曾经的仇敌——金帐汗国的后裔、统治北部乌兹别克的阿布海尔·昔班尼(Abu-Khayr Shaybani Khan,1417—1468)。为了巩固这个同盟,兀鲁伯16岁的嫡女(生母是兀鲁伯的正妻,皮尔穆罕默德的女儿)在爷爷奶奶的授意下嫁给年龄是她两倍的阿布海尔。

  

闭关锁国的国策,关闭了东亚市场的大门;而沙哈鲁孙子们前赴后继的背叛,迫使沙哈鲁不得不纠结自己的宿敌,中亚一带又一次成为战场。1446年盛夏,在对抗孙子叛乱的过程中,69岁的沙哈鲁不幸中暑。盛夏的克尔曼戈壁,可以煮熟一个鸡蛋,而对于这位年近70的老人而言,无疑是灾难的天气。而且沙哈鲁心里面一直愤懑不平,觉得自己对待子孙非常好,却经受孙子的背叛。

  

在自身病痛折磨与亲人背叛的双重打击下,很快沙哈鲁的身体彻底垮了。在1447年初春,沙哈鲁的生命走到尽头,享年70岁。沙哈鲁去世后仅仅两年,阿卜杜·拉提夫杀死父亲兀鲁伯自立,高哈尔绍德太后则拥立自己的曾孙,沙哈鲁孙辈与祖母之间展开近十年的厮杀,最终祖孙均两败俱伤——沙哈鲁的孙子们绝大多数在战乱中被杀,而到了1457年,82岁的高哈尔绍德太后被丈夫的侄孙不赛因(Abu-Said,哈利勒的亲侄)杀死,不赛因短暂统一了帝国,但很快又被自己同系的堂兄弟架空权力。1469年,沙哈鲁的曾孙杀死不赛因,为曾祖母报仇,帖木儿帝国彻底分裂,自此再也没有统一,直至16世纪初,不赛因的孙子扎希尔丁南下打败德里苏丹国,后人称他为巴布尔(波斯语绰号,意为“老虎”),帖木儿家族也自此退出中亚,在南亚兴旺发达。

  

巴布尔的绘像

  

伴随着沙哈鲁的离世,由他与永乐皇帝缔结的商路,也就此终结。朱棣与沙哈鲁,两位在15世纪上半段有着重要影响的帝王,他们之间零星的交往,却能让人们看到已然没落的丝绸之路得以“昙花一现”。

  

最终“倭乱”(其实为数不少的“倭寇”是国人)摧毁了江南的对外贸易(直至清中期才因外力而“恢复”),而游牧民族的争霸终结了中亚的统一与安定,东伊朗更是因为干枯之中趋向沉没。陆上丝绸之路,也由此走入了历史,并逐步为后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大航海时代”所取代。

  

但即使如此,这种“昙花一现”依旧难得可贵,因为有这种接触,自此中原到中东,都有不少人希望找到打破封闭、走向互信的道路,而“昙花一现”所呈现的结局,对于今天的我们,也非常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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