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的说法从何而来
青干龙御花诗筒紫笔
说到“文房四宝”,人们自然会想到笔、墨、纸、砚,但其实古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把书写工具称为“文房四宝”。“文房四宝”一词的演变反映了古人在观念上对书写工具的逐渐重视和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那么,“文房四宝”这个名词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笔墨纸砚是什么时候成为固定搭配的?你有过别的名字吗?
“文房”一词可追溯至梁朝 魏晋时已将“笔墨纸砚”合称
“书房”一词最早是在《梁书江革传》年间说出来的:“与、乐安、互相夸赞时,云与葛说:‘本节永福府选了一个人才,书房之职为坤吉主事,可谓是控龙千里,骑马千里。“它的本义是指政府掌管文件的地方。自梁朝以来,历代都称此。考古资料显示,北朝十六国(公元407-431年)夏,在——通万城都城出土了一枚“书房印章”,可以证明南北朝甚至更早就出现了“书房”。
到了唐代,文人开始流行称“自习室”,例子不胜枚举,如:李乔《送光禄刘主簿之洛》云:“友人自娱,自习室空”;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云:“书房首席关,铺未铺”;皎然《春日又送潘述之扬州》云:“秀才读书人,禅室块明期望”。从唐代到宋、元、明、清,用“书房”作为书房的名称较为普遍。
“书房”指的是书房,所以自然少不了学习用具。隋唐以前,除了笔、墨、纸、砚之外,还有笔、笔筒、砚滴、砚盒等等。到了唐代,书房里的文具逐渐增多,有笔、墨、纸、砚台、笔筒、毛笔、钢笔、砚滴、砚格、砚盒等等。根据考古资料,唐代出土的文具相当多,其中长沙铜官窑就有60多件。宋代以后,文具更加丰富,宋代的《文房职方图赞》有十八种文具,明代的屠龙《文房器具笺》和明代的文振衡《长物志》有四十多种文具。
文具的种类繁多,“文具”有时也指除了书房以外的文具,如笔、墨、纸、砚等。这种事,比如宋代吴《梦粱录》中记载:“读书人只准带自习室和论文,其他人不得携带文集。”又如清代《八旬万寿盛典》云:“生日庆典之际,群臣应献其辞、赋。于是彭有33,360,010-30,000元,是书房等给的,因其新意而高雅。”
魏晋南北朝是“文房四宝”的萌芽阶段,出现了“笔、墨、纸、砚”的名称。王羲之《古稀之九颂》说:“嫁给纸的人,都是在打仗;作者,道符也;墨,糖也;水砚,市也;胸怀,将军也;能力,中尉也;构,策也”。另据考古资料显示,1979年在江西南昌吴栋高蓉墓中发现两块木方,其中C棺内的木方上写有“书刀一把、研究笔一支、官纸三支……百篇”字样。
学者们通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对笔墨砚的实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金渭夫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笔要取崇山兔毛,八九月采集。它的笔头一寸长,笔管五寸长,齐腰高;其砚煎枯,润涩,浮亮;其墨取庐山松烟,取县城鹿胶,十年坚如磐石。就拿纸东阳鱼卵来说,又软又滑。”
南齐王僧虔《笔阵图》曾说:“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博-她不是一个流利的人,所以她没有跳到地上。子怡的纸染了,就会发光;钟会墨迹,有点像油彩;英语笔,可怜的上帝冥想。美好的东西很远,但你追不到。因此,思维因软弱而受挫,数字因拙劣的墨迹而受挫。文字成就城市人。三宝犹存,文房四宝忘,而统治者之信,千言万语也。”从上面可以看出,优秀的笔、墨、纸、砚对于文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而“文房四宝”在“三宝”“文房四宝”中的名号也呼之欲出。
韩愈文章首提“文房四友” 以人喻笔 按产地命名
由于科举制的影响,笔、墨、纸、砚往往对文人有着特殊的意义。陶村(宋代)《论书》记载:“唐士举之子将入市,贪利之人争卖笔锋。其价十倍,名为‘名笔’”,这是文人追求名利心理的直接反映。此外,窦群的《清异录》诗云:“不知笔砚命运,犹问仆写几行”,鲁的《初入谏司喜家室至》诗云:“苦心笔砚,扶花闪志”也是文人心境的真实写照。笔墨纸砚与文人的情感、仕途、命运紧密相连,成为文人抒发情感、隐喻仕途的最佳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文房四宝”初步形成,但还没有正式名称。
中唐时期,韩愈写了《致孙状元诉醵罚钱》(“茅颖”是毛笔的别称),将笔、墨、砚、纸分别称为“钟山、江宣、弘农、惠济老师”,讲述了记性快的是如何厌倦了对“钟书令”的崇拜。根据唐人的两本书,《毛颖传》,《通典》等。唐代钟山指宣城,生产贡笔,江州生产贡墨,周国弘农县生产贡砚,越州会稽县生产贡纸。所以韩愈在书房的“四友”是按照进贡地点来指定的,体现了中唐“文房四宝”的特定含义。《元和郡县图志》“笔、墨、砚、纸”称为书房“四友”,是“文房四宝”最早的名称。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文房四宝”作为笔、墨、纸、砚的总称,从来没有变过,但作为一个具体的名称,却随着时代和地点而变化。比如唐写的《四府传》(《毛颖传》,《管城侯传》,《松滋侯易玄光传》,《好畤侯楮知白传》),王八。
蒙作《管城侯传》,他们二人也都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且“宣城毛元锐、燕人易玄光、华阴楮知白、南越石虚中”分别代指当时的宣州笔、易州墨、华州纸、端州砚,反映了晚唐时期“文房四宝”的特定涵义。有唐一代,文人多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房四宝”的内涵已经明确,但名称没有出现,只是文人们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而已。换言之,此间,“文房四宝”是以“文房四友”之名出现的,这也集中反映出唐代笔墨纸砚除了实用价值之外,已经“人性化”,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宋代“文房四宝”已具收藏价值 清代已成宫廷陈设
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战乱,使得人口大量流动,一些掌握先进技术的工匠定居江南,促进了江南笔、墨、纸、砚制造业的发展。据宋代《渑水燕谈录》记载,南唐后主李煜喜好江南地区出产的文房用具,因此“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下之冠”。
宋初,即出现谱录“文房四宝”的专著《文房四谱》,表明当时“文房四宝”在社会上已备受青睐。北宋至和二年(1055),梅尧臣《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诗云:“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这是最早正式提出“文房四宝”的名称。不过,两宋时期,随着文房用具的盛行,其名称已经多元化,如有“文房四宝”、“文房四友”、“文房四物”、“文房四士”、“文房四子”、“文苑四贵”等,大抵指的是笔、墨、纸、砚,有时也泛称文房用具,如祝穆所撰《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四《文房四友部》中,就包括了笔、墨、纸、砚以及水滴、笔架、笔床等文房用具。从唐宋类书中文具记载的统计情况来看,南宋以前,所记文房用具主要是笔、墨、纸、砚,而南宋以后,所记文房用具既有笔、墨、纸、砚,也有笔架、笔床、水滴等其它用具,已愈加广泛。
两宋时期,“文房四友”的称呼流传得最为广泛,不仅是诗词文赋中多称“文房四友”,而且出现了《文房四友除授集》,文中用“宣城毛颖、陈玄、剡溪褚(楮)知白、端溪石虚中”代指笔、墨、纸、砚,且特指南宋时的“宣笔、徽墨、越纸、端砚”。宋人胡谦厚在《文房四友除授集》后序中说:“淳祐庚戌(1250),客京师,一日于市肆目《文房四友除授集》”,足见该书流布之广。
就在“文房四友”广为流传的同时,宋人除了强调笔、墨、纸、砚的实用价值和象征意义外,也开始注重其艺术性和收藏价值,因此“文房四宝”之名也逐渐流行。南宋时期,祝穆所撰《古今事文类聚》将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列入别集卷一四《文房四友部》,杨伯岩所撰《六帖补》将笔墨纸砚列入卷一二《文房四宝》,分别用了“文房四宝”的不同名称。
明清时期,随着人们对笔墨纸砚艺术性和收藏价值的注重更加凸现,“文房四宝”之称也就广为盛行,就连清宫中也有此种说法,《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太和殿内所设文房四宝御案著于东边居中安设。”可以说“文房四宝”作为笔墨纸砚的统称,明清时期已经“名副其实”了,不过“文房四友”、“文房四君”、“文房四事”等名称仍有存在。此外,“文房四宝”有时又泛称文房用具,如康熙六旬寿庆,诚亲王进献“万寿文房四宝”,便有“石渠阁瓦砚、玉管笔、万历窑笔、万历雕香笔、玛瑙水盛、古墨、万历八宝笔筒”等多种用具。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 | 北京晚报 陈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