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家明
朱勇的手稿是对他30年文学道路的回顾，这实际上是一次创造性的谈话。第一部分，《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共50章，7万字。一坐看完，感觉和《七札》差不多——虽然他们的具体内容和表达方式完全不同；这也让我想起了《金蔷薇》——只有朱勇谈自己，而波斯托夫斯基主要谈其他作家。
标题很酷《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前几章，他讲述了自己18岁从沈阳出发，在北京求学、工作、定居的漫长历程。他好像没有故乡，感觉自己有两个，一个是养育自己的故乡，一个是文化的故乡。这种文化的故乡，在他出生之前，就埋在了他的血液和基因里。从第六章开始，都是在向文化之乡故宫靠拢，黑暗中似乎还有一丝机会。他去过南方，去过西藏，经历过几次风险，“在大地上爬行摸索”，他的生活和写作仿佛随着空间的扩展而延伸和改变。他生活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镇，埋头写作，组织了一支作家足球队，但祸不单行。他在比赛中受伤，花了半年时间养伤。受伤后，他受邀前往美国，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常驻艺术家。回国后，他“攻读博士学位，写作和制作纪录片。从此，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我想停都停不下来。”
出版了十二卷四五百万字的《朱勇作品集》后，他开始怀疑：这样写有意义吗？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字会流芳百世，一时的辉煌不足以成为他消磨时光的理由。最后他说服自己，意义不重要，写作其实是一种没有理由的爱，“孤独而诚实的生活”，就像农民种地一样。在这种信念下，他享受着自己的写作生活，听着音乐，“仿佛风把我的思绪吹得很远”，“书从书柜里蔓延到桌子上，地上，甚至床上”。“我看到那些存在了很久的汉字，被我的书写重新组合，注入了新的灵魂，我的内心会焕发出说不出的愉悦。甚至连敲击键盘这个动作本身都像是钢琴师的演奏，带给我成就感。屏幕上方的空白文件是我的王国。虽然国土面积小了点，但还是给我带来了统治者的自由和潇洒”。
他“固执地认为所有消失了的人和事都还存在，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在这里我感觉和那些生过、死过、爱过、恨过的人那么亲近，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千千的历史线索和注脚数不胜数。他很贪婪，从东到西收集东西，并用胶水将它们拼接成尽可能完整的古老但新的物体。他就是这样通过写作一步步来到故宫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多少机遇帮助他，他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到故宫的。故宫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开放、快乐、流行、前卫，它需要他。
朱勇终于进入了紫禁城这个“城市”，成为了紫禁城的一员。“进入故宫后，我和我写作的性质都变了。我不再是旁观者，不再只是观察者，我是故宫的(一部分)……有我的故宫和没有我的故宫，在我心中绝对是两个故宫”。“表面上看，故宫到处都是围墙，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世界。其实故宫到处都是门，是向全世界敞开的——写故宫就是写全世界”。他许下了一个宏伟的愿望：用文字重建城市。短短几年，他写了几百万字的故宫。
六百年故宫的故事
面对故宫(旧称紫禁城)，总有一种想说话的冲动。宏伟的事物总是让我们兴奋，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但是故宫那么大，一个人的生命瞬间就没了。要经过层层史料才能找回来。
在故宫，生活的参照系太大了。一个人在里面，就像皇宫里的一粒沙子，不值一提。即使乾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坐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疆域面积仅次于元朝)，在这深宫里，依然会感到无所适从。他也会像哲学家一样问自己：我是谁？我来自哪里？你要去哪里？因为这些问题嵌入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在广阔的宫殿里更容易被唤醒。总之，作为一个建筑，故宫显然太大了。书上说，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但在我看来，它的作用并不仅限于皇帝的工作和居住。一个人对空间的需求不是无限的。清朝的皇帝乾隆在紫禁城里建造了许多建筑，这在紫禁城的建筑史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他最爱的还是八平米的三希堂。
故宫是名副其实的城市，是物质的城市，也是人的城市。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典范，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在我看来，故宫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是一个生命体，就像一棵老树，从种子落地开始就从未停止生长。时间无声地流过故宫，却在其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故宫不是一个坚固的、永恒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虽然那种变化可能极其微小，就像一个人额头上的皱纹，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发现。这些具体而微小的变化，将这座城市推向了永无止境的生活节奏。这是故宫的这个“古”与其他古物最根本的区别。
600年的故宫好重。我不想重，我想轻，我想自由，像一只鸟飞过紫禁城的天际线。为此，我找到了自己的路。
写一座城，就像造一座城。首先要考虑结构问题。紫禁城(紫禁城)600年来被无数人和事物占据，史料众多，线索扑朔迷离。在我眼里，就是乱。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解释它600年的历史。历史不是过去时间的总和，而是我们对过去认识的逻辑。所以历史和建筑一样，既有感性和审美的一面，也有理性和逻辑的一面。
首先明确一点，我不打算写成编年史，那样太容易变成流水账了。我在寻找一个更亲密更合适的叙事结构。在反复尝试之后，我决定采用以空间取时间的结构。
我们对紫禁城的理解，
首先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宫殿，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本书的讲述，也像所有走进故宫（紫禁城）的人一样，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全书共十九章，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宫（紫禁城）分割成许多个空间，然后，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最早是通过空间获得的。在周代，中国人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南西北，进而划分出四季：正午日影最长的为冬至日，最短的为夏至日，那么在这最长最短之间的中间值的两个日子就是春分与秋分。除此，中国人还通过观察星象（北斗星）来确认季节。
古代中国人先有空间观，后有时间观。时间产生于空间，空间就是时间。
故宫（紫禁城）是空间之城，同时也是时间之城。故宫的中轴线（从午门中心点到神武门中心点）是子午线，南为午，北为子，与夏至、冬至分别对应；而北京城的日坛与月坛的连线则刚好是卯酉线，与春分、秋分相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
我的同事王军先生在2016年进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专题研究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故宫（以及整个北京城）子午线与卯酉线的交叉点，刚好是太和殿前广场。这表明三大殿所代表的帝王权力，不仅是空间的主宰，也是时间的起始。
故宫的平面图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间系统里，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时间系统。故宫的历史、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它特有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展开。
所以，讲建筑，讲空间，最终还是要讲历史，讲时间。写硬件（建筑），目的也是为了写软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没有了空间，所有的时间（历史）都没有了附着物，都会坍塌下来；而没有了时间（历史），所有的空间都会变成空洞。
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断（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断），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生存与逝去的故宫
我每次走进故宫的时候都有一种恍惚感，类似于石涛在《秦淮忆旧》册页中表达出的那种既依恋又想摆脱的复杂心理。因为我同时见证了它强韧的生命力和衰朽的荒芜感，尤其在故宫大修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些现场，比如建福宫，看到一些崭新的构件出现在紫禁城斑驳的框架内，更何况这场规模宏大的木质运动中，“木”再度申明了它在古老阴阳五行体系中作为生命力象征的正统地位：“木是东方、春天和生命力的伟大象征。不仅如此，从汉代开始，几乎所有的儒学家和道学家都认为，龙就是木神，代表东方精神，龙来自水，代表木的生命起源，龙口吐出火焰，象征木能生火的物理本性。尽管龙没有建立独立的神学体系，但它的灵魂却以器物方式渗入日常生活，成为木质文明的隐秘核心。在某种意义上，龙与木是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表述。”
另一方面，故宫又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废墟，“故宫”的名字，以及它深处的那些残垣断壁、衰草枯杨，都透露出它的废墟性质。春天的时候，慈宁花园遍地的野花已经没膝，在风中像海浪一样摇曳，乌鸦聒噪着，在苍老的梁脊上成群地起落。这样的图景，表明我们都是“后来者”“迟到者”，历史早已在我们到来之前发生，而现在，不再有“历史”，“现在”的时间，与“历史”是脱节的，尽管它们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但它们在时间上是不连贯的。我们身处“现在”，无法目睹“从前”的宫殿，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缺席之后的虚空。废墟的“墟”字中包含着两重含义：它的“土”字旁，表明了废墟的物质属性，而右面的“虚”字，不仅注明了它的发音，更表明了它的精神属性──它是虚空的，是历史在现实的水面上的一个投影，我们可以看见它折射出的光芒，却不能真正把它掌握在手里。
所以，在我的眼前出现的，至少有两个故宫──生机勃勃的故宫和垂死挣扎的故宫。生与死这两种对立的运动，在宫殿里同时发生，我们甚至可以听见它们较量的声音。这使得对故宫的叙述变得无比艰难──我们很难掌握叙述的时态；叙述的口径也容易变得含混不清。
紫禁城中你所不知道地方
所谓“隐秘角落”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皇帝来说，紫禁城不存在隐秘角落，因为这座皇宫，就是因他而存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是全天下的主儿，对天下的一切都有知情权，何况一座宫殿？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犹如“上帝”，对天下万物──当然包括宫廷的每一个细节──拥有“全知视角”。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的视角都是“限制性视角”，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假若看到了自己不应该看见的事或者物，必然大祸临头。
所谓的“隐秘角落”，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自这座宫殿在公元1420年竣工，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对于天下百姓来说，在这五个世纪里，整个紫禁城都是隐秘角落，闲人免进。所以，故宫今天的英文译名，仍然是“the Forbidden City”。
1924年，逊帝溥仪年满十八周岁。光绪皇帝，就是在这个年龄亲政的，而溥仪却在这个年纪被扫地出门。最后一位皇帝离开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文物清点工作，1925年10月10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故宫”的意思是“从前的宫殿”，而“博物院”则标明了它的公共文化性质，宫殿的主语，从此发生了逆转。
那时的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域仅限于乾清门以北，也就是紫禁城的“后寝”部分，博物院的正门，则是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而乾清门以南，则早在1914年就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是一个主要保管陈列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文物的机构，前面提到的武英殿，也就成了古物陈列所的一部分。这个机构一直存在到1948年3月，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故宫博物院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紫禁城。
但是，几十年中，出于文物保护和办公的需要，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始终没有超过一半。那些“未开放区”，就显得愈发神秘。每次有朋友来故宫，都希望我陪他们到“未开放区”走走，我也萌生了写“未开放区”的念头。然而，“未开放区”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2015年，故宫博物院迎来90周年的生日，在这一年，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从52%增加到65%，未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的“未开放区”成为开放区。或许有一天，对于这座古老的宫殿，每个人都将拥有一个“全知视角”。这使我最终放弃了写“故宫的未开放区”的想法，而把目光投向“故宫的隐秘角落”。
相比之下，“故宫的隐秘角落”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因为它不只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不只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情感的。它可能在“未开放区”，如慈宁花园、寿安宫，也可能在“开放区”，如昭仁殿，就在乾清宫的东边，中轴线的一侧，虽曾决定帝国的命运，却极少为人关注。
“故宫的隐秘角落”，是故宫魅力的一部分，或者说，没有了“隐秘”，就没有真正的故宫。在我心里，故宫就是生长“隐秘”的地方，一个“隐秘”消失了，就会有更多的“隐秘”浮现出来，就像日升月落，草长莺飞，生生不息，永不停歇。
所以，即使故宫在空间里的“隐秘”消失了，它在时间里的“隐秘”却仍然健在，完好无损。在这座宫殿里，永远会有一些让我们无法看透的事物。那是一些在时间中消失的事物，是已然破损的时间。它就像维纳斯的断臂，只存在于古代的时间里，今人永远无法修补。但正是这样的破损，成就了它不可一世的美。
建筑、文物都可以修复，让它们历尽沧桑之后恢复原初的美，但时间不能。我试图用史料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将宫殿深处的“隐秘”一一破解，这本书就是这样诞生的。但我知道这纯属徒劳，因为真实的“隐秘”是不可解的，就像刚刚说过的，“隐秘”不会因破解而消失，而只能随着“破解”而愈发显现和扩大。历史就像一桩悬案，无论遇上多么高明的侦探，也永远不可能结案。
这是历史吸引我们的一种神秘力量，此刻，它就储存在故宫的内部，如神龙首尾缥缈，似七巧玲珑不定，却又那么的让我们魂不守舍。（汪家明）
来源：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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