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89年学会开车的，当时我25岁。
那是1988年12月底，我从电风扇厂调到装卸公司。1987年，电风扇厂辉煌到不要也不要。工厂甚至给每人补贴200元，员工放假还允许旅游。到1988年，产品突然卖不出去了，打不动沿海地区的电风扇价格战。他们开始倒班，工资自然大幅下降，工厂经常处于半开半关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当时是装卸公司的财务总监，所以信托把我调到装卸公司。
装卸公司最初叫装卸站，工人从事重体力装卸。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调到这个单位。毕竟，重要的是吃东西的人。要想骄傲，就得挨饿。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和女朋友正在热恋。女朋友说装卸公司工资那么高，我为什么不去？走吧。
装卸公司下设随州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对外是法人单位。名字看起来像老二，其实是随州的老大。人数和车辆都比第一和第三交通加起来多得多。我是电风扇厂调过来的，直接去二运学开车。
汽车培训学校是交管部门办的，在随州老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大院里。1989年赵春晚后，元宵节后，肖华山、吴绵生一起到总公司财务部报到培训。
培训费每人3000元，装卸公司和我们自己各出一半，学习驾驶大货车B证(现在驾驶大货车升级为A2)。
这次从1989年2月学习到当年8月拿到实习证，半年多了。
这是随州第二期驾驶培训班。学生120多人，每个班分12个班，10个学生，1个教练。每个班五个人，教练开车带他们出去训练。另外5个人和其他班的50多名同学集中在学校听老师讲课，学理论和交通法规，学修车。所以上车半天上课半天，每周一轮换。
陈，洪山人，交警大队大队长，经常亲自讲课，极其严格；受聘于教职员工的60岁武汉人Xi华少，说着带有中国味道的普通话，和蔼可亲；我和肖华山、杨仲明在11班，也就是11号车厢。教练是曾险峰，万和人，三运的司机。巧合的是，几年后，第三乐章被第二乐章合并，曾师傅不再当教练，就去第二乐章开车了。陈总裁后来担任车管所所长，我刚好调到总公司安全部，所以要经常和他打交道。我问的时候，他儿子陈传宝和我洪山三中的同学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
Xi先生的讲座思路清晰，我已经从教半年多了。到目前为止，我的驾驶理论基础是扎实的，这和他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有着广阔的教学视野。他总是问我最多的问题，有时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调侃我，说付强头脑灵活，一定会当运输公司的经理，这让很多同学在前辈之后都叫我“经理”。他还说“十个司机有九个油”，负责司机是个棘手的工作等等。没想到几年后，Xi先生的戏言变成了现实。这是一家汽车运输公司，来当司机的。当我拿到驾照的时候，我居然一整天都没有开过自己的大货车，最后我真的成了运输公司的经理。当然，这是后话。
学习开车很有趣。练习车都是老“解放”。早上或者下午，来到车前，先清洗，再摇。
本来，老解放还可以b
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野外开着车到处跑，掌握了基本要领才上路。最频繁的道路是从随州到万店。教练在乘客座位上指挥。五个人轮流，一个人开了好几公里。剩下的四个无聊，在车厢里玩。他们都是年轻人，正处于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龄。他们在路边看到漂亮姑娘就起哄，没少做丢人的事。
那一届的学生大多来自当时随州的几个大厂，省油泵厂的齿轮厂，等等。在这120多人中，只有一名来自拖车厂的女学生刘敏。我记得她最终被一个男同学挖走做了女朋友。
从寒冷的冬天到炎热的夏天，八月份就要考试了。随州当时也归襄樊管辖，襄樊支队车管所来随州监考。先理论考试，再路考。小华山考错了竹桩，第一次没通过，补考，通过。
考完试，大家都很开心。我们11班的同学来教练家门前的餐厅请师傅，都很开心，喝得烂醉。就连不怎么喝酒的刘为民也喝了很多——直到半夜。宇瞻还建议大家凑钱给曾师傅家买一台洗衣机作为纪念。强调一下，那时候驾校氛围不错，教练也从来没有要求学员请客。他学车半年，只有两次练长跑的时候在乡镇吃过饭。连教练都是一起AA，每人平摊10块钱。
学车后拿到实习证，实习期一年。回你们的家去找你们的母亲。吴绵生原是油库管理员，领证后调入土石方公司开翻斗车；杨仲明和小花山原是二造船厂的装配工，我一起回二造船厂。公司只有一辆老解放卡车，开上瘾了，就央求生产调度送我们去哪个店拉重晶石，在石材厂免费吃一顿，饭后送一条几斤重的家养鱼。总是杨仲明和我一起开这辆破车。又不是要拉石头，只是心情飞扬。
没多久，我记得那是冬天暖火盆的时候，我被调到装卸总公司办公室当秘书。杨仲明被调到第三运输公司开自卸车，肖华山在第二运输公司开起重机。
转眼30多年过去了，当年学车还在眼前。有时候想想就觉得可惜。我拿到了A证，但我这辈子都没吃过开车。还好，轿车、货车、大巴、危化品车我都管过，更有甚者，我还经常跟着车队跑长途。手痒了就让司机让座，开几十公里好好玩。当我开车的时候
候，单位的同事们总笑我，说我开车的技术太水，嫌我太慢了。我也承认，原本，我就不是一个技术过硬的老司机。你可能不知道，开大车和开小车，那根本就是两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