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新疆喀什、于阗、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用梵文、汉文、于阗、回鹘等不同语言书写的《法华经》卷卷轴。其中最古老、保存最完好、最丰富的卷轴应该是最先推广喀什地区发现的梵文卷轴。长期以来，这部手稿一直是国际梵文学者关注的焦点。
目前在喀什发现的《法华经》部梵文手稿，大部分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是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驻喀什领事N.F .彼得罗夫斯基在当地收藏的。由于健康原因，领事于1903年离任回国。他将在喀什收藏的大量手稿作为礼物捐赠给俄罗斯历史、考古、语言、民族学俄罗斯中东亚研究委员会。语言和伦理方面)，然后转移到圣彼得堡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由于他离开办公室时没有带走所有的笔记本，其中一些留在了喀什。1910年，也就是他去世后的第三年，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g乔治马戛尔尼英国领事将相当数量的梵文、突厥文和于阗塞浦路斯文手稿交给了俄罗斯科学院。2其中有本文描述的喀什《法华经》梵文手迹书写的卷。1930年，随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成立，新疆、敦煌、黑城出土的大部分手稿，包括喀什手稿，成为该所特藏的一部分。因为有些手稿是由乔治马戛尔尼英国领事捐赠的，所以它们也被称为乔治马戛尔尼英国领事手稿。
彼得罗夫斯基收藏的梵文《法华经》绝大多数编号为SI P/5，完整的多罗叶有281张(562面)。每片叶子长56厘米，高17厘米，每面有7行梵文。每片叶子左侧有一个直径约4厘米的小圆圈，中心有一个小圆孔，可以用来系绳子。为了保持适当的行距，使书写顺直，书写前先划七条横线，两端各划一条竖线。这些线条仍然清晰可辨。桃乐丝叶子的碎片有108片(216个面)。这些都属于同一种文字，俗称“喀什梵文《法华经》”，学术界俗称“中亚手抄本”。还有这些手稿，比如SIP62a(一张两面)、SI P90a、b(一张两面、一张两面)、SIP79(两张四面)，虽然是喀什的彼得罗夫斯基收藏的，也属于《法华经》，但是属于不同的版本(。这样的手稿也有一百多部。三
喀什梵文《法华经》保存完好，篇幅较长，数量较多，字迹清晰。它保留了已知最原始的梵文《法华经》，堪称中亚出土的各种梵文文献中的杰作。这对研究梵文、印度教和西域佛教史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一经出土，很快就引起了。手稿从乔治马戛尔尼英国领事手中转移到圣彼得堡时，荷兰学者H. Kern和日本学者南条文雄正在专心整理和研究在尼发现的梵文Bayeux 《法华经》手稿(详)。当时，他们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但当他们得知喀什的手稿时，他们立即进行了审查。他们带头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手稿的情况，并用它来整理和校对尼泊尔的手稿。4.遗憾的是，也许是因为赶时间，尔时未能认真与其他手稿进行比较，而只是随意选取自己需要的内容作为注脚，有时甚至根本不提任何版本；文献引用不系统，不顾语言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5.同时，两大家族对不同手稿的使用也存在一些缺陷。每一篇稿件都是鱼龙混杂，难以区分不同稿件之间的异同和优劣，显得有点“非鱼非肉”。鉴于此，后来的学者不断修改补充这部手稿。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日本学者新原云来和胜矢托达、7印度学者n .杜特、8和l .瓦伊迪亚的修订版。9.遗憾的是，这些修订版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数据，除了杜特引用了N. D .米罗诺夫的一些日藏喀什手稿的转录，基本没有超出克恩-南条修订版引用喀什手稿数据的范围。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日本学者牧田义之和吉云清田对彼得罗夫斯基喀什手稿《法华经》至第十项《序品》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汉译本和梵文原文的比较，以及对其他梵文手稿的考察，揭示了喀什噶尔的特色和重要价值。10
当时，当彼得罗夫斯基把在喀什收集的梵文、于阗-卡赛和龟兹文(土霍洛乙)残迹送到圣彼得堡时，S.F .奥尔登堡主动研究了这些文献。他用简注抄录了经鉴定的经典，先后出版了《法师品》册，还出版了一些尚待鉴定的残卷的抄本，并附有抄本。11
奥登伯格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出版彼得罗夫斯基的所有收藏，同时进行研究、转录和翻译。他还计划出版一本专门的文献学研究书。然而，他的大部分计划都没有实现。在仅有的几份文件发表后，由于健康和杂务，他无法集中精力对彼得罗夫斯基的收藏进行全面的研究。基础
文所述的喀什本《法华经》他虽注意过，但未作细致研究。<13>五十年代初，俄─苏另一位印度学家、藏学家沃罗巴耶夫─吉斯雅托夫斯基（V. S. Vorobyev-Desyatovsky）继承了奥登堡氏的遗业，继续整理研究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很遗憾，这位非常杰出的学者仅发表了其中的几件文书就英年早逝了。随后，榜迦德─列文（G. M. Bongard-Levin）、托姆金（E. N. Tyomkin）和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M. I. Vorobyeva-Desyatovskaya）又接过了这个担子。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他们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献。对喀什出土的梵文《法华经》诸写本，犹其是未刊别本《法华经》的研究，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先后发表了不少有关著作：
1. G. M.Bongard-Levin andE. N. Tyomkin, New Buddhist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Paper persented to the XXVIII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1967, p.3. 文中对“喀什梵文《法华经》” (SI P/5）的内容作了简单的介绍。
2. G. M. Bongard-Levin and E. N.Tyomkin, Fragment of Unknown Manuscripts of Saddharmapundarīka from N.F.Petrovsky Collection, Indo-Iranian Journal Vol. Ⅷ,no.4, 1965, pp.268-274；同作者，Санксри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Саддхарма-пундарики изколлекции Н. Ф. Петровского. Языки Индии, Пакистана, Непала и Цейлона, Москва,1968, с. 439-451.文中研究发表了一纸编号为SIP62a的多罗叶；同时，为资对照，他们又细致地研究了SI P/5中的多罗叶141B和142A。此文的发表引起了人们对彼得罗夫斯基藏品中未刊部分的关注。对此文的补证可参见Akira Yuyama,Supplementary Remarks on "Fragment of an Unknown manuscripts of the Saddharmapundarī ka from the N.F. Peterovskycollection" by G.M. Bongard-Levinand E.N.Tyomkin, Indo-Iranian Journal Vol. Ⅸ,no.2, 1966, pp.85-112.原书未得寓目，不详其文献内容。
3. М. И. 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Саддхармапундаркасутра (Нов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Памятники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ып. I. Москва, 1985, с.77-101.
4. Г. М. Бонгард-Левин, Два новых фрагментыСаддхарма-пундарик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Инди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 буддизм. Москва, 1972, с. 189-191.同作者Two New Fragments of the"Saddharmapundarīka (Preliminarycommunication).Malalasekara Commemoration Volume (ed.) by O.H.deA.Wijesekera, Colombo,1976, pp.36-37.研究了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编号为SIP90a,b的一张多罗叶和一张残片。
5. Г. М. Бонгард-Левин, и М. И.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 Памятники 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Bibliotheca Buddhica XXXIV), Москва,1990, с. 269-276.研究了编号为SIP/79的两张多罗叶（4面）。
从目前见刊的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看，他在喀什收集的梵文《法华经》写本有着多种版本，这对于我们认识大乘佛教及梵文在古代新疆的流布情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彼得罗夫斯基是陆续从商人手中购得的，故没有，实际上也很难将这一写本的所有残卷收集齐全，所以，同一写本的部分内容又可见于其它各不相同的收集品中：
1. 大谷收集品
1903～1906年，日本西本愿寺大谷探察队的橘瑞超于新疆某地收集到书法优美的笈多直体（Calligraphic UprightGupta Script），梵文《法华经》纸写本7张。学者们研究表明，除第7张（编号为Ot MS. D. No.33）外，其余6张（编号为Ot MS. D. No.32）尽管十分残破，内容无法猝读，但从字体、纸张诸因素，均可确定当为彼得罗夫收集品的散失部分。这7张写本现藏于旅顺博物馆（原关东厅博物馆）。先后见刊于：
① N. D. Mironov, A List of fragments of Brahmi MSs. belongingto Count Ohtani, Shanghai, 1923.
② N. D. Mironov, Buddhist Miscellane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pril 1927, pp. 252-279.
③ 真田有美「西域出士梵文法華經の一斷簡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卷第1号，1955年，第94～97頁。
④ 真田有美「ペトロフスキ一本（Petrovskij MSs.）法華經梵本の研究」載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四『中央アシア古代語文獻』京都：法藏館，1961，第53～71页及图版一、二。后来，印度学者N. Dutt在编订尼泊尔本梵文《法华经》时就引用了N. D. Mironov的研究成果。<14>
2. 马尔堡残卷（Marburger fragments）
1927年，德国地质学家Emil Trinkler在莎车等地考察，获梵文《法华经》纸本残卷9张，原藏于普鲁士科学院（Preussische Akademie derWisschaften），后转到梅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und der Literatur, Mainz），最后才转入马尔堡（现已迁入西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Orientabteilung, Staatsbibliothekder Stiftung Preussischen Kulturbesitz）。编号为MSs.Mainz685、686、687、688、705、706、715、717。德国梵文专家Heinz Bechert在对现存梵文《法华经》诸写本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确认9张写本当为所谓的喀什写本的第244～252张。<15>
3. 赫恩雷写本（Hoernle Manuscript）
《法华经》写本由3张纸本多罗叶（6面）构成。现存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编号分别为Hoernle MS. No.142、SB.12、No.142、SB.53和No.148、SA.22～25。前者1叶（2面）属《法华经》梵文别本；后者2叶，可能系喀什本的一部分。
据收藏者赫恩雷（A.F. Rudolf Hoernle）报导，后2叶（4面）写本是他于1906年1月从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G. McCartney）处收到的。而马继业又是从住于于阗阿克斯比尔的阿富汗商人巴德鲁丁（Badruddin）<16> 那里购得的。赫恩雷正确地推定它们当出自卡达里克（Khadalik）遗址。<17> 不久，赫恩雷氏便将其揭载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 但未能进行细致的研究，仅作了初步的说明。后来，柏林大学教授Heinrich Lüders又著文对此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 遗憾的是，他当时尽管也利用了彼得罗夫斯基写本的内容，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两张写本与喀什写本间的关系。接着，日本学者小岛文保进一步地研究了该写本。<20> 研究此写本的另外一项重要成果是由德国哥廷根大学梵文专家Heinz Bechert完成的，他通过对各种写本的比较研究，正确地指出了该写本的意义地位。<21>
4. 斯坦因收集品（Stein Collection）
2叶。1906年9月，斯坦因发现于于阗卡达里克（Khadalik）遗址。<22> 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Or.9613。从真田有美及清田寂云发表的照片看，其中的一叶属《常不轻菩萨品》，另一叶属《神力品》，二者恰好分别是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两个残叶（第37a～b和380a～b多罗叶）的后部。<23>
散见于日、英、德各收藏单位的“喀什本梵文《法华经》”写卷的相继刊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彼得罗夫斯基写本的缺失，为比较完整的以彼得罗夫斯基写本为基础的合校本的出版准备了条件。1976年，差不多全轶的彼得罗夫斯基写本的影印出版颇具积极意义。刊布者洛克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在《前言》中简述了该书的出版缘起：
钱德拉氏刊本除了作者简单的《前言》和Heinz Bechert的《序》之外，包涵有照片432幅，包括了几乎所有现已辨识出来的写本。《法华经》的刊布意义重大，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被誉为“佛学研究，乃至印度学研究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25> 喀什写本的集中发表，为学界对《法华经》，乃至大乘佛教的研究提供了方便。随后几年，日本学界连续推出了数部很有价值的研究著作：
①Hirofumi Toda, Note on the Kashgar Manuscript of the Saddharmapundarīka sutra (＝ Bibliogarphia Philologica Buddhica.Series Minor, Ⅱ),Tokyo, The Reiyukai Library, 1977，作者将喀什写本与前揭H. Kern─南条文雄的校勘本作了细心的比较，对钱德拉氏刊本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校正。
②同上，The Kashgar Manuscript.Tokushima Daigaku Kyoyobu Kiyo Rinrigakuk a Kiyo. 这篇长文共分七个部分，将喀什写本一一转写为罗马字母（见下表）：
这七部分内容后被合编为"Saddharmpundarīka-sutra Central Asia Manuscripts Romanized Text"，于1987年重刊。
③ 大正大学法华经文化研究所编《梵文法华经写本集成（Sanskrit Manuscripts of Saddharmapundarīka , Collected from Nepal, Kashmir and Central Asia）》，京都：梵文法华经刊行会。全书共分15卷，细目如下：
该书卷轶浩繁，内容宏富，容纳了32种现存的梵文《法华经》写本，<26>多至459张，其中收集的喀什本至为全面，并依据其它版本，对其依次进行了转写并附有罗什、法护的汉文对译，编排细致、准确、周到，最终完成了喀什不同写本之间的缀合，是一个多世纪来梵文《法华经》研究的最重要的一项成果。
在彼得罗夫斯基写本的最后一叶（即Folio 430）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数行比较特殊的文字，经英国学者贝利（H. W. Bailey）教授辨识，始知这原是一则回向文。全文8行，用通常的于阗─塞语（Khotanese-Saka）书写，书法隽永，属该语文发展到第二期，亦即成熟期的作品。结合梵文的书写特点，学者们一般认为该写本当属七、八世纪时的作品。<27> 该回向文有残损，每行行首约残损3个字母，其余部分完好清晰。贝利教授释读如下：
现据贝利英译文汉译如下：
读完这段题记，我们不由地就会联想到敦煌汉文佛经写本中内容与之相类的那些回向文，如北图海字61号《观世音经》：
再如天津艺术博物馆第4532号《水月观音经》：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这则于阗─塞语题记，不管从形式到内容（犹其是其中体现出的大乘教思想）都与敦煌汉文写本中的那些很接近。就时代而言，这则于阗─塞语题记书写于七～八世纪，正是中原汉文化在于阗地区生根开花、走向繁荣的时期，所以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这种相类应是有着一定的因袭关系的。
喀什写本的这则授记用于阗─塞语题写，显然表明施主是一位操于阗─塞语者。如所周知，于阗─塞语又称北雅利安语（Nordarisch）、东伊朗语（East-Iranian Language）、于阗语（Khotanese）等，是古代于阗所使用的一种语言。现在存世的于阗─塞种文献绝大多数都出自于阗，另有一部分出自敦煌，只有少数一些出自图木舒克的托和沙赖古址（喀什东北的巴楚附近）和高昌故城。<30> 关于图木舒克的历史，我们所知无多。根据贾耽《道里记》的记录和当地出土遗物，图木舒克古城当形成于七、八世纪；<31> 那几处残留至今的佛寺遗址告诉我们，七、八世纪前后，<32> 佛教在这里还是相当兴盛的；再就是这里相继出土的一些于阗─塞语佛典使我们相信，在公元6～11世纪之间<33>，曾有塞种佛教徒在这里活动过。至于他们是否也居住于图木舒克附近的喀什，因于史无证，难以遽断。<34> 但有一事实却十分值得注意，那就是古代喀什的教派问题。
我们知道，古代喀什长期以来一直盛行小乘教。自前秦至隋代，尽管先后有鸠摩罗什及达摩笈多等高僧在这里译传过大乘经论，但影响似乎不大，至七世纪玄奘西游途经这里时，这里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35> 全然不见大乘教之踪影。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也称这里“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这些记录表明，7～8世纪时的喀什，完全是小乘教的一统天下。所以，本文所述的喀什本大乘经典《法华经》是否真的写成于喀什就颇值得怀疑了。如果将这个疑点与前已述及的赫恩雷写本及斯坦因收集的两叶残卷结合起来看，问题也就清楚多了。斯坦因收集的两叶是在卡达里克遗址出土的，自无疑问；赫恩雷的两叶也是由马继业自于阗购获的，出土地据说也是卡达里克。因为这4叶都属“喀什本”的一部分，由此可证，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收集的所谓的“喀什本梵文《法华经》写卷”并非真的就写成于喀什，实际上也是大乘教与于阗─塞语流行的于阗一带写成的。只是到了近代才由当地文物走私商将其由卡达里克贩至喀什的，故应该称之为“于阗本”。阐明了这一点，我们就有必要修正前辈学者以此写本的发现来证实古代喀什确曾有大乘经典之传入的观点。<36>
《法华经》随着大乘佛教的出现而在印度形成之后，很快便传遍了中国、日本、朝鲜及中亚等大乘佛教流行的地区和地区国家，先后出现了汉、吐蕃、于阗─塞、回鹘、西夏、蒙、古、满、朝鲜等多种译本，<37> 对以上各地区、各民族的佛教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但由于佛教在印度衰亡较早，加上印度有一种只重口传而“不立文字”的传统，所以早期的《法华经》梵文本在这里早已荡然无存，有幸在中国、尼泊尔、中亚却有不少留存。据不完全统计，具有相当篇幅的各种不同的梵文本约有30余种（零叶散片者不计），其中时代较早且保存比较完美者主要有三：
（一）尼泊尔本（NepaleseManuscripts）
该写本由英国驻尼泊尔公使BrianHoughton Hodgson（1800～1874）于加德满都首次发现。自1833年起，Hodgson受命出任英国公使，他在加德满都一住就是二十余载，结交了不少佛教僧侣，也渐渐对佛教，特别是佛典产生了兴趣，遂以职务之便和朋友关系，相继收集了大量的梵文贝叶经写卷，主要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rajnāpāramitā-hrdayasūtra）》、《普曜经（Lalitavistara）》、《金光明经（Suvarnaprabhāsottamarajasūtra）》和本文所述的《法华经》。1837年，他首次将88叶由不同佛典构成的贝叶经卷子寄至巴黎亚洲学会（Societe Asiatique,Paris），很快，E. Burnouf便开始了对这批写本的释读、研究工作，一开始他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法华经》的研究上，<38> 于1839年全部完成了对此写本的法译，<39> 但直到他去世后才正式出版。<40> 后来荷兰学者H. Kern又将该写本译成英文出版。<41> 接着又相继出现了南条─泉芳、冈教邃及岩本裕等人的日译本<42> 和Kern─南条、荻原─土田、Dutt、Vaidya等不同的校勘本（见上），这是我们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的梵文写本。
目前，尼泊尔发现的书写于不同时代的梵文《法华经》写本数量已相当多，散藏于世界各地。其中印度加尔各答的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Calcutta）收藏有该文献的三种写本，系1711～1712年间的遗物。时代与之大致相当的另外三种写本则分别见藏于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London）和巴黎的国立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时代较早的三种写本都收藏于英国，其中大英博物馆藏有一种，约属11或12世纪；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有两种，一种写成于1036～1037年，另一种写成于1063～1064年。后二者的时代最早，而且保存也最好。<43>
（二）基尔基特本（Gilgit Manuscripts）
基尔基特本又称克什米尔本（Kashmir Manuscripts），是1931年6月于克什米尔基尔基特北约20公里处的一所佛塔遗址中发现的，分属五至六种不同的《法华经》写本，内容与尼泊尔本（包括藏译本）极为接近，<44> 故学界又将二本合称作“尼泊尔─克什米尔本（Nepalese-Kashmirian Recension）”」这些写本均书于贝叶之上，字体比较古老，一般认为当为五、六世纪时的遗物。该文献现大多收藏于新德里国立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New Delhi），其摹本现已由Lokesh Chandra整理为10卷出版。<45>
（三）喀什写本
就数量而言，该写本仅及尼泊尔写本的五分之二，<46> 也比基尔基特写本少得多；就写本的时代而言，该写本抄写于七、八世纪，早于尼泊尔写本，但晚于基尔基特写本；但就语言学、版本学价值而言，该写本却有不少独胜之处。
喀什写本所用的语言是比较特殊的，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在用词中，喀什写本的词汇常常要比其它写本略冗长一些，现以学界最常用的尼泊尔写本为例来揭示喀什写本的这一特色。
也有一些词却比尼泊尔本中的略简，如：
还有一些词汇在二本中大致一致，但字母掽写却有变化，如：
从上表可以看出，尼泊尔本要比喀什本更接近现代梵文，其用词也比喀什本固定，这都说明它的时代比喀什本更晚。
在构词法方面，我们还可看到，喀什本的辅音闭塞音b、半元音v及三个丝音：s、s和s的使用之当要胜过尼泊尔本。单词中的元音a、u和u常常使用变体；辅音r之后的辅音一般不双写，长元音有时用短元音代替。<47>
该写本的诗律也有独特之处，其诗节的转换往往遵循着不同的规则。但与尼泊尔本比较起来，最显著的不同却表现在散文部分。喀什写本这部分所用语言从总体上讲，与梵文小乘佛典《大事经（Mahavastu）》颇类，但无后者的那种讹误；它所使用的俗语（Prakrit）化词汇及掽写不当的梵文化表示法都比尼泊尔本要多得多。
喀什写本使用的文字属书法型笈多直体字母（Upright Gupta Script ofCalligraphic Type）。这种字母源于印度，系笈多字母在中亚的变种，是在笈多直体字母（Upright Gupta Script）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7世纪印度所流行的瓦洛哈玛（Varohama）铭文中的文字有直接的渊源关系。<48> 为了清楚地揭示这种字母的发展源流及演变规律，我选择了几种比较典型的文字材料，将其所用字母列为下表：<49>
最后，我将结合汉译《法华经》的情况来探讨喀什写本的版本学价值。该经的汉译，据史料记载，共有八次，它们是：
1.吴·支谦《佛以三车唤经》一卷，译于223年，已佚。
2.吴·支疆梁接《法华三昧经》六卷，译于255年，已佚。
3.西晋·佚名氏（也有人认为译者是竺法获，存疑）《萨昙芬陀利经》六卷，译于270年，已佚。
4.西晋·竺法护《正法华经》十八卷廿八品，286年译出，现存。
5.东晋·支道根《方等法华经》五卷，译于335年，已佚。
6.东晋·佚名氏《萨昙芬陀利经》一卷，译于335年，现存，但未峻工。
7.姚秦·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七卷（或八卷）廿八品，406年译出，现存。
8.隋·阇那崛多共笈多《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廿七品，601年译出，现存。
此外还有许多节译本。<50>
将现存的三个完整译本加以对照，它们之间的互异之处是不少的。最明显的是它们的品次差异不少，见下表：
尼泊尔梵本
喀什梵本
法护本
罗什本
阇那本
序品
方便品
譬喻品
信解品
药草喻品
授记品
化城喻品
受记品
授学无学人品
法师品
见宝塔品、
提婆达多品劝持品
安乐行品
从地踊出品
如来寿量品
分别功德品
随喜功德品
法师功德品
常不轻菩萨品
如来神力品
陀罗尼品
药王菩萨本事品
妙音菩萨品
普门品
妙庄严王本事品
普贤菩萨劝发品
嘱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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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现存的三个汉译本依据的当为不同的原本。仅有阇那本与尼泊尔梵本品次完全一致，说明它所依据的本子与现传尼泊尔本（包括基尔基特本）同属一个系统，毋庸赘言。这里我们重点比较一下法护本与罗什本在内容上的差异。《正法华》第5品《药草喻品》后半部讲到菩萨修行的归宿是“成就平等法身”，罗什本缺略；法护本第8品《五百弟子授记品》及第10品《法师品》中的开首部分内容，在罗什译本中也付之阙如；另外，罗什本比法护本缺少的内容还有第12品《提婆达多品》最后的偈颂。与梵本相较，罗什本和法护本都缺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最后的偈颂。加上品次的差异，我们可以肯定，二译本所据的底本是不同的。我们从上表中看，相对于尼泊尔本而言，法护本与罗什本在品次上都与喀什本相近。犹其是法护本，除第22～25品与喀什本略有差异外，其余部分则几无二致，结合其内容，我们可以认为法护所依底本与喀什写本属于同一或相近的体系，罗什写本则属于另外的未知体系。<51> 考虑当时的译经者一般都选取较新的由法会确认的本子做底本，我们可以认为罗什的底本应形成于法护之后的公元4世纪左右，而法护底本属于同一体系的喀什写本就代表着现存的最原始的《法华经》梵文原本。<52> “喀什本梵文《法华经》写本”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大乘佛教提供了最原始、最有价值的数据，值得国内学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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