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佛教徒、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唐用彤、何林。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哲学、华严宗学、隋唐佛学与逻辑学，在北师大讲授中国哲学史。1964年，他负责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3354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等。有《老子绎读》，《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等。此外，他还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文部分)和《中华大藏经》等。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既有经济政治背景，也有思想文化原因。
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印度的社会性质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在其经济肯定空前发展的情况下，意见是比较一致的。随着铁制工具的普及和新生产技术的采用，劳动已经深度分工，尤其是在恒河中下游地区。由于有利的条件，农业的发展尤为显著。人们划分土地，修建人工灌溉设施，种植水稻、棉花、豆类等作物，种类繁多。手工业也很发达，出现了许多分工细致的职业，如冶金、纺织、制陶、制革、木材和象牙宝石加工等。工匠中有建筑师、石匠、弓箭手、画家、驯马师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业交流。不仅内地商品交换频繁，对外贸易也十分活跃。陆路和水路商队东至缅甸，西北至波斯和阿拉伯，南至斯里兰卡。出口商品主要包括布料、香料、草药和金银加工品。投入物是金银、宝石、珊瑚、钻石等。当时有三种货币：金、银、铜。除了国王，富商和行会也可以铸造它们。
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繁荣。在吠陀时代，印度只有村庄。吠陀经末期，出现了一个稍大的聚落，然后逐渐形成了一个被城墙包围的城市。在佛陀时代，据说有八个著名的大城市，即王蛇、维舍里、舍维、波罗乃兹、阿吉图、展博、米尚和查什洛。以国家城为中心进行统治，控制周围的聚落、村落等农牧区。结果，国王的权力日益巩固和扩大。国王被视为“万人之上”，权力巨大，地位空前。有的智者就上当了，说“智者低人一等，强者高人一等”。当时北印度大部分国家已经演变为世袭君主国，少数保留了传统的贵族共和国，如释迦牟尼所在的卡匹罗威。这个城市也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当官的大家，正在成为社会新贵，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各种帮会如雨后春笋，佛经中有十八种帮会。行会的首领被称为“长老”，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从恒河中下游的整体情况来看，国王和上层商人，也就是说属于印度教和吠陀种姓，是社会中最活跃的阶层，占据统治地位。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各国王权的崛起，争霸的战争不断发生。仅恒河和巨木纳河流域就有16个国家：扬加、莫杰托、嘉禅、居萨罗、巴洛、智提、巴尔沙、居洛、班珠罗、阿什希瓦、阿本提、坡居、苏罗波、犍陀罗。起初，沙罗的尸体和逮捕上升；然后就是四国对峙：莫杰托，逮捕沙罗，后记和
佛教在莫杰托与诸萨罗、博罗等国竞争的时代就开始了活动。螺祖位于恒河中游，首都是雅典卫城。传说这个国家的波斯国王(又称胜利王或胜利王)与佛教创始人处于同一时代。巴国位于恒河下游北部，是一个由8或9个部落组成的贵族共和国，其统治中心在维沙里。贾托的首都是佘成王。自平皮萨罗国王(约公元前544-493年)统治以来，国家越来越强大，一度武力吞并了东方邻国杨家。其子阿越王(约公元前493-462年)弑父即位，更加积极地扩张自己的领土，先后与沙罗、巴洛等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反捕战争。欧尔西国王之后的四位国王(约公元前462-430年)都迁都华士城。这里水陆交通便利，对莫杰托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大约在公元前430年，大臣Hisu naga乘人民起义之机登上王位，征服了阿拉伯国家。公元前364年左右，莫杰托地区出现了昆陀王朝。至此，恒河流域从各国割据走向统一。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佛教的直接发源地。
长期的吞并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沙皇的王权。但战争也加剧了社会动荡和人民痛苦。很多国王都很残忍，为所欲为。早期的佛教经典中，把“王者之难”比作“盗贼之难”。很多人为了逃避战乱和残暴的统治，逃到深山老林等偏远地区，或者出家为僧。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相应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雅利安人就进入了印度西北部，并逐渐与当地土著同化。以吠陀经为代表的雅利安文化也与印度西北部的土著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以“吠陀天启”、“牺牲全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为标志，主张用四种姓制度来规范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职责。其中婆罗门掌管宗教事务，查提里掌管军政大权，从事生产活动。
的是“吠舍”，为这三个等级服务的奴隶是“首陀罗”。四种姓是神造的，不可变更，婆罗门是“人中之神”，世界之首，力图用这种说法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但婆罗门教传入恒河中下游佛教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则是相当晚的事，约在公元前8世纪。它的到来，给原有的社会结构以极大的冲击。这里的居民有的接受了婆罗门教文化及其社会模式，有的则取激烈反对态度。反对者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反馈到它的西北产地，引起连锁反应；而婆罗门教仍继续向南流传，为一些权势者所接受，持久不衰。大约与此同时，婆罗门教内部发生分化。不少人对祭祀万能表示怀疑和不满，有人公开否认梵天（婆罗门教的创世主）的存在。一种新的思想——《奥义书》思潮在婆罗门教开始孕育成熟。《奥义书》主张世界万物是超言绝象的精神本原“梵”的产物，以“梵我如一”为最高的人生目标。这标志着一种新的思辨哲学正在挣脱“祭祀万能”的宗教外壳呈现出来，为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材料。
总之，由于恒河中下游地区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列国兼并战争引起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比，在思想文化领域得到十分敏感的反响，加上婆罗门教文化同这个地区土著文化的交汇激荡，以及《奥义书》哲学的兴起，终于在前6世纪形成了以婆罗门教为一方，由诸沙门团体为一方的两大思潮。其中沙门的组成比较复杂，观点繁多，耆那教称它共有“363见”，佛教则称有96种“外道”或“62见”。归纳起来，除佛教之外，可分六大流派，佛教称之为“六帅外道”。
1.阿耆多·翅舍钦婆罗，“顺世论”的先驱之一。顺世论是古代印度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流派，他们从感觉经验出发，主张唯有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四大”）才是世界统一的物质基础，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最终原因，从而否定梵天创世等宗教创世说。他们还主张肉体与精神的统一，就像各种有关的原料合在一起发酵造酒一样，人的意识也是由四大和合而生；人死之后，四大分散，意识消亡，不存在永恒的灵魂；世界万物都是自然产生，自然消亡，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如棘刺针无人作，孔雀等种种画色皆无人作，自然而有，不从因生。”他们反对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说吠陀的作者是小丑、无赖，是妖魔的言论；讥笑祭祀行为，说如果苏摩祭中的杀牲都能上天堂，那祭祀者为什么不杀死自己的父亲呢？反对婆罗门至上，认为所有的人血管流出的血都是红的，人生来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否认有来世，否认有业报轮回、天堂地狱。他们认为唯一可信赖的是自己的认识，是感觉经验，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才能寻求与实现自己的幸福。主张乐观主义地积极入世思想，反对苦行、禁欲和一切虚伪的道德。
2. 尼乾子·若提子，“耆那教”创始人，本名筏驮摩那，耆那教尊之为“大雄”。传说他出生于吠舍厘王族家庭，长大后结婚生子，28岁双亲俱亡，30岁出家做沙门，专修苦行。12年后在一棵娑罗树下悟道。此后30年内，他的足迹遍及摩揭陀、鸯伽、迦弥湿罗等地，到处传教，创建耆那教团，72岁死在白瓦。耆那教认为世界的本原有两个：“命”与“非命”。命的本质是一种绝对精神，一团意识，有“受物质束缚的命”和“不受物质束缚的命”两种形态。后者是命的本原状态，它无限清净与圆满，处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妙乐之中。“受物质束缚的命”，即是在三界中轮回不已的个体灵魂，普遍存在于人、动物、植物乃至地、水、火、风等一切自然物中。命只要从被束缚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回归其清净、圆满的本原状态，就是解脱。非命是世界的物质性本原，它除了物质本身（由原子构成）外，还包括物质存在的条件，如“法”（运动的条件）、“非法”（静止的条件）、时间、空间等。有一种称为“业”的“非命”非常细微，当命由于贪欲等原因，做出不符合耆那教道德规范的思想言行时，业就会包缠到潜藏于人体内的命中，犹如雨水通过漏房流到人的身上，所以称为“漏”。业一旦包缠在命上，就会依据业报轮回法则，使命在三界中轮回流转，这种作用称为“缚”。为了超脱轮回，首要是防止业漏到命上，这就需要把命保护起来，与业隔绝，称之为“遮”。遮的方法就是严守耆那教戒律，按着那教要求的生活规范行事。其中特别禁止杀生。杀生所造罪孽最大，所得罪报也最大。但要获得真正解脱，必须设法消灭已经束缚命的业，这叫做“灭”。灭的方法是修苦行、作禅定等，苦行愈烈，解脱越速。
3.散惹夷·毗罗梨子，据说是毗罗梨部族的思想家。他认为诸如“有无它世”、“有无化生之有情”、“有无善恶业之异熟果”、“如来死后存在不存在”等一系列当时争论中的重大问题都不可断言，不加可否。佛教称他为“不死矫乱论”，耆那教称他为“怀疑论”。
4.婆浮陀·伽旃那，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地、水、火、风、苦、乐、灵魂等七种元素，佛教称之为“七士身”或“七争身”。它们是永恒自存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创造；它们互不接触，互不作用，互不干扰。世界万物只是这七元素机械堆砌的产物，比如用刀剑杀人，其实刀剑只是穿过七元素的间隙而已，并不算伤害人的生命。同理，任何行为都只是通过元素间隙的运动，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与影响，自然也不可能产生什么果报。
5.末伽黎·拘舍罗，相传他是个奴隶的儿子，出生在牛舍中。一说他所领导的沙门团体原是耆那教的一个分支，后因坏戒被斥出。他们主张世界万有由12种基本元素构成，即灵魂、地、水、火、风、空、得、失、苦、乐、生、死。这些元素的组合完全是机械的、偶然的；但一旦组合成功，即按照自己的必然规律运行。据此，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命定的，个人意志无能为力，无所谓自作他作，无所谓努力解脱，无所谓祭祀及轮回，也无所谓行善与作恶，只要经过840万大劫，无论智愚善恶，所有的人统统得到解脱。就好比站在高山上抛线球，待到线尽，球自然停止。该派相信冥冥中已定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因而特别热心于对命运及未来的占卜。
6.富兰那·迦叶，他主张善恶没有固定的标准，不过因社会习惯而得名。对一切宗教及社会道德都表示怀疑和否定，认为无论杀人或被人杀，吃苦或让人吃苦，都不会产生什么因果报应，布施、祭祀统统无效，不会有福报，作恶也没有罪过，无业报轮回，寿终人死，一切归于无。他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否定一切的倾向，佛教称之为“无因无缘论”。
上述六师，尤其是后四师的学说，均系后人追述，而又支离破碎，时有相互混淆之处，但从总体上表现出一股强大的怀疑、批判的思潮。六师之间观点不同，也有争论，有责难，但都反对婆罗门教，这是其共同点。
佛教也属沙门思潮。从思想文化的渊源关系考察，佛教的产生主要受如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1.释迦族部族宗教的影响。释迦牟尼出身于释迦族聚居的迦毗罗卫国，佛教传说中的所谓“过去七佛”、“贤劫四佛”，可能就是该部族宗教的领袖。从佛教史上著名的提婆达多反佛事件，及其以后提婆达多教团的活动情况看，以佛立宗的不只是释迦牟尼一个僧团，而是释迦族的传统信仰。
2.土著文化的影响。这儿的土著文化，与流行于西北印度并被吸收到婆罗门教中的土著文化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点。释迦牟尼并非雅利安人，他长期活动在摩揭陀和拘萨罗等国，也不是雅利安人统治区，而是土著人的王国，终其一生，没有到婆罗门教的根据地——西北印度去过。
3.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的影响。释迦牟尼成道前曾参学过其它一些沙门教团的领袖，在其后建教传道的漫长岁月中，亦经常与其它沙门教团往复辩论。他的思想中有许多主张同六师的观点接近或相通。
4.婆罗门教的影响。释迦僧团是反婆罗门教的重要力量，但其对佛教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其中业报轮回即与佛教所说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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