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日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最近收到安徽师范大学王世华送的礼物《徽学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读完之后，我对《徽学》的典范性和整体历史意义印象深刻，对编者的原创性深表赞赏。
资料遗存便利了徽州典范性个案剖析，亦呼唤“专家之学”
20世纪30年代，徽州文书进入学者的视野。甲骨文、汉简、敦煌文献和明清内阁档案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四大发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徽州文书的发现是第五大发现。伴随着徽州文书，前辈学者们发掘出了大量的徽州地方志、徽州族谱、徽州人的文集、笔记、小说等。走进徽州故里，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碑刻、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书院、古学校(包括文庙、文昌阁、私塾、考棚、书屋等。)、古城(包括古城墙、城门、建筑和衙门等。)、古街、古园林、古镇(港口)、古桥。回忆录、调查笔记、访谈等口头史料和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技艺、医药、民俗等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大量存在。这些丰富的资料遗存为我们了解徽州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信息。
几十年来，一批批徽学专家呕心沥血，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把徽学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当新的资料不断被发现、整理、出版，大量高质量的徽学研究和论文发表，学术交流更加频繁，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徽学概论》主编王世华试图在姚邦造《徽州学概论》和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徽学的学科定位。
“徽骆驼”无远弗届的活动范围映照出更广阔区域的社会史
在明清十大商帮中，徽商占据着突出的地位。这里商人众多，“贾酒”、“多以为常产”、“山多地少，生意就是命”等。都是徽州地方志中留下的记载。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云南、贵州、福建、广东、秦、燕、金、玉，贸易和移民都是不可避免的。淮、浙、楚、汉，人皆有之。”“更何况是边关，是岛内，是余的几倍”。北京南北和各省会不仅是徽商汇聚之地，而且活跃在山海、孤寨、幽僻之地，也就是俗话说的“窑洞徽商无处不在”。
徽商不仅活动范围广，经营领域也很广泛，盐、茶、木、质店、粮食、棉布、丝绸、纸墨、瓷器、人参、貂皮、珍珠、古玩等都有。借助家族势力和农村势力，他们积累了巨大的资本。徽商建立的会馆等场所，包括生者的公共聚会场所、娱乐场所和教育场所，以及外地死者的殡仪馆和埋葬场所，解除了在外经商者的后顾之忧，促进了徽商的进一步壮大。来自徽州的商人、儒者、官僚注重树立儒生形象，他们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当地公共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与当地人和谐相处，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徽州文化中的儒学主基调奠定了其文化活标本的地位
其实对全国影响很大的不仅仅是徽州的商人，还有徽州人创造的文化。一方面，徽州文化通过徽商被带到他们涉足的地区；另一方面，一些徽州官绅对周边进行照顾，形成了移民到徽州的人“扶民”的局面。惠州人从自身源头上重视文化建设。“从景一的田野到远山深谷，都有可以学人的地方，都有老师，都有书的历史。”他们将儒家文化渗透到徽州建筑、徽州版画、徽州盆景、新安医学等方面，不仅在徽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被其他地区效仿，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徽州人将儒学生活化、世俗化，也为儒学的成长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本书书名为《徽学概论》，对徽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学科性质、研究理论和方法、研究材料和主要研究领域、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等作了流畅、清晰、富有哲理的概括和提炼。同时也可以读成《徽州简史》，因为作者都是长期研究徽州的专家。他们熟悉徽州文献，近距离感受徽州的物质遗存，热爱徽州文化。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徽州文化的不同侧面，感受到当地徽州与客地的网络联系，感受到徽商与儒学在商业道路上行走的悠闲步伐，感受到徽州人与客地的紧密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学研究是加深对传统文化理解的有效途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宗族制度和礼仪秩序的确立，徽州商业发展的相互促进，教育文化的繁荣，儒家思想的主旋律在科技、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领域的流动。的确，正如作者所说：“徽州文化的系统性、丰富性和辉煌性，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在宋代以后发展的总体投影；同时，由于其深刻性、典型性和全国性影响，也决定了它是一个典型的缩影，代表着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宋以后发展的典型标本。”
《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8日第14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