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作者：郝(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
最近我的书《蒙尘千年的敦煌宝藏》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旨在向读者普及敦煌遗书概况、内容和价值的“小书”。不过，体积虽小，也是多年研究的成果。从普及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被邀请写文章，写自己的经历。
敦煌壁画图片选自《蒙尘千年的敦煌宝藏》。
《蒙尘千年的敦煌宝藏》郝甘肃教育出版社图选自《蒙尘千年的敦煌宝藏》。
俄藏敦煌遗书未爆卷轴选自《蒙尘千年的敦煌宝藏》。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赐沙州刺史能昌仁赦》图片选自3 《蒙尘千年的敦煌宝藏》。
王美在月牙泉拍摄的照片选自《蒙尘千年的敦煌宝藏》。
敦煌遗书，非真的“遗书”
标题中的“敦煌宝藏”指的是敦煌遗书。这封遗书不是指死者生前留下的书信，而是古代先人在敦煌留下的经书和文献。
1900年6月22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地洞北壁意外发现了一个复式洞窟(现编号为17窟)。洞内堆满了十六国至北宋时期的经书和文献。这批共计7万余件的古代文献，被后人称为“敦煌遗书”。
因为莫高窟是在鸣沙山的悬崖上开凿的，所以保存敦煌遗书的洞穴也被称为敦煌石室或石室。由于敦煌遗书的主体是手写的佛经，早期人们把敦煌遗书称为“石室写经”，保存敦煌遗书的山洞称为“藏经洞”。此外，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写本、敦煌文献、敦煌纸等。
“尘封千年”是一种文学表达，而敦煌藏经洞封闭的性质、时间、原因，确实是学界未解之谜，难免引发各种想象。由于没有发现当事人或后人的相关记载，关于敦煌藏经洞的性质、时间和关闭原因的各种说法至今都是猜测或假设。据我们所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最晚写于公元1002年(宋先平五年)，因此推测敦煌藏经洞应该是在此后不久的11世纪初被封闭的。从11世纪初至1900年，敦煌遗书在佛经洞穴中埋藏了900多年，将近1000年。
1900年，中国处于清朝末期。西方列强公然派八国联军侵略我国，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忙于逃命的清廷最高统治者不可能知道西北边疆藏经洞被发现的消息。此外，当时甘肃和敦煌的地方官员大多昏昏沉沉，无知无识，所以这块宝地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被英、法、日、俄等国的“探险”队劫掠一空，导致敦煌遗书散落世界各地。
目前，7万多份敦煌遗书散落在欧洲、亚洲和美洲9个国家的8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构和一些私人手中。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第16578号)、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文学研究所是四大收藏机构。敦煌遗书的流散，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巨大损失，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悲情史，至今仍难以释怀！
“石室写经”，涵括各族文献
敦煌遗书的文字形式多为手写文字，但也有少数刻印文字和拓片。
在印刷术发明和普及之前的古代，文献和典籍以手稿的形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战国秦汉时期，主要写在竹简、木简上。东汉和晋代就出现了用纸复制的书籍
敦煌遗书是在纸质手书文献和典籍盛行的年代，所以大部分是手书文本。宋代以后，书籍和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是印刷品，但宋代流行的雕版印刷至少是在唐代发明的。遗憾的是，早期的木刻大多没有保存下来。幸运的是，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数十幅雕刻版画，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版画的一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刚经》，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现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拓片的技术出现较早，但早期的拓片无法保存。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几幅唐拓片成为世界上流传最早的拓片。其中唐太宗330《温泉铭》，李咏《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刘公权《金刚经》。
等碑的拓本。敦煌遗书的装帧形态多样，几乎包括了古书的各种装帧形式，但绝大多数是卷轴装。卷轴装也称卷子装，是纸质书籍和文书出现后流行时间很长、普及地域很广的一种装帧形式。其做法是先将纸张按需要粘成长卷，再用圆形木棍粘结在纸的一端，阅时摊平，阅后将其卷成一卷轴，这就是卷轴装的书籍或文书。卷轴装之外，还有梵夹装。梵夹装是从印度传来。因为经文是梵文，上下有两块夹板，所以被称为“梵夹装”。敦煌遗书中的“梵夹装”，是仿制的或者有所改变的梵夹装。第一个改变是经文不再是写在贝叶上，而是写在纸上；第二个改变是经文多是用中文书写。此外，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装帧样式。
敦煌遗书的文字以汉文为主，但也保存了不少古代胡人使用的胡语文献。
在这类文献中，以吐蕃文最多。吐蕃文又称古藏文，是唐五代时期吐蕃人使用的文字。由于吐蕃人曾在公元786年至公元848年管辖敦煌，其间曾在敦煌推行吐蕃制度和吐蕃语言文字，所以敦煌藏经洞中也保存了一大批吐蕃文文献，约8000多件。这批文献对研究吐蕃史、敦煌史以及当时西北地区的民族变动都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第二种胡语文献是回鹘文。回鹘文是古代回鹘人使用的文字，又称回纥文。在唐宋时期，回鹘人曾在敦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自唐晚期以后，敦煌的东边甘州、肃州和西边的西州都曾有回鹘人建立的政权，在敦煌地区也有回鹘居民。由于以上原因，在敦煌藏经洞中，也保存了50多件回鹘文文书。这些文书的内容包括书信、账目和佛教文献，对研究回鹘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少量的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都对研究古代的民族关系和中外交往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敦煌遗书是后凉王相高所写之《维摩诘经》，在公元393年（后凉麟嘉五年），这件文书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年代最晚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敦煌王曹宗寿题记，这件文书收藏在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从公元393年到公元1002年，时间跨度达600多年，多数敦煌遗书的书写或抄写年代在唐后期五代宋初。
遗书研究，改写中古史
就内容来说，敦煌遗书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因为是佛教寺院藏书，所以收藏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约占90%左右。
敦煌佛教文献有很多是历代大藏经收录的传世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大乘无量寿经》等。以上经卷虽有传世本存在，但由于敦煌遗书抄写年代较早，仍然具有重要校勘价值和文物价值。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很多传世大藏经中所没有的佛教典籍。这些“逸经”和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存了一批古逸经疏，如《金刚经》《法华经》和《维摩诘经》注疏就有130多种，530多件。这些经疏是中国佛教徒对佛教的理解，因此可以真实具体地反映古代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文献以外的宗教文献，还有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敎）典籍和摩尼教典籍。道教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道德经想尔注》的重新发现，该件虽为残本，但保存了该书第三章至三十七章的经文和注释，为道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并揭示了道教经教化的另一条途径。《尊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等景教文献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证明过去因果经》等摩尼教文献，为研究古代景教、摩尼教的流传提供了重要资料。
宗教文献以外的文书，虽然总量不大，只占10%左右，但内容却很丰富,涉及古代历史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古籍等诸多方面，很多都是不见于正史的第一手资料。
历史方面，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制书、敕书、告身等公文书，律、令、格、式等法律文书，户籍、差科簿等赋役文书和买卖、借贷、雇佣、租佃等契约文书。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如“唐景云二年（公元711）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是唐代“论事敕书”的原本，存文字8行，文书上钤有“中书省之印”，中间顶天立地的大“敕”格外引人注目，这件文书已经成了敦煌文书的标志性符号。依据此件，参考其他文献，可以大致了解“论事敕书”从起草到下发的复杂过程。又如“唐开元水部式”，详细规定了唐朝对水渠、桥梁的管理制度和各级官府的相关职责，不仅为了解唐代的水利管理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还可据之纠正《唐六典》《新唐书》《旧唐书》相关记载的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对唐“式”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具体的了解，为从唐代文献中搜集其他唐式条文提供了文本样板。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社会史资料主要有“氏族谱”“书仪”“社邑文书”和“寺院文书”。“氏族谱”是记录古代世家大姓的资料；书仪是古人写信的程式和范文，也包括不少对当时礼仪和习俗的规定；“社邑文书”是古代民间结社的具体资料；“寺院文书”则记录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团生活及其与社会的联系等诸多方面。这些资料具体地反映了古代生活的真实情况。如关于古代寺院和僧人的生活，依据传世佛教经律和相关记载，古代寺院应是一个基本生活单位，僧尼过的是全部居住在寺院之内并由寺院供食的集体生活。但敦煌寺院文书却为我们展示了另一幅寺院和僧尼生活的图景。一是一部分僧尼并不住在寺内，而是住在寺外的俗家。二是住在寺内的僧尼也是过着单吃单住的个体生活。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文学作品，以俗文学资料最引人注目，包括讲经文、因缘、变文、话本、词文、故事赋、诗话等。对这些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如对敦煌变文、讲经文等文学资料的研究，就解决了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宝卷等后代流行的民间讲唱文学的来源问题。
综上，不论从数量、时间跨度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遗书的发现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这一宝藏的研究行列中来。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6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