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丁羽西周康王(公元前11世纪中期)高101.9厘米，直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
大丁羽铭文
阎志
2021年6月19日，由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黄金时代——上海博物馆收青铜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毫无疑问，本次展览的重头戏是“海中三宝”之二的大和大(晚清藏家当时见到的三大鼎——大、大、毛的美称)。这两尊大鼎，除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艺术价值，享誉海内外，还要归功于清末大收藏家、工商所高官潘祖荫。名人的加持，以及他们的流传、捐赠、保护、悲欢离合的过程，为两鼎增添了更多的附加值和传奇色彩。
其实早在2004年，上海博物馆就联合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两鼎合一”展览。其实当时的展览是为了庆祝大定的捐赠者潘祖荫的孙媳妇潘大禹老师的百岁寿辰，以示对国宝守护者的敬意。这次二婚也是前缘的延续，会成为一段佳话。
大锅比小锅小吗？
在学术界，用铭文给青铜器命名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青铜器的主名就是青铜器的名称。如陕西扶风庄一号窖藏出土的著名墙板，就是以主人的名字“墙”命名，器物为板。在大多数情况下，主人的名字前面会有一个官员或宗族。比如，墙板也叫历史墙板，因为墙是周代的史家。器物名称缺失时，器物以器物的实物命名，如司母戊方鼎，是寺名为戊的女始祖所制的方鼎，但考古学家往往能遇到同一主人的不同青铜器，所以以此为时间加以区分。如西周中期的曹丁七年、曹丁十三年，西周晚期的丁薇五祭、丁薇九祭，丁力四十二年、丁力四十三年等。
西藏国家博物馆里的大和它的“兄弟”小都是清代陕西历山村的人。前者铭文日期为“23年”，后者为“25年”(有学者认为是35年)。那么按照青铜器命名的原则，两件器皿应该分别叫“23岁壶”和“25岁壶”，但实际上学术界一直沿用原来的命名，即以大小来区分同一壶制作的两件青铜壶。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说“二十三岁”鼎比“二十五岁”鼎大，就像大克鼎和小克鼎一样。壶身的大小成为命名大小壶的标准。但出土后不久，小定鼎就在贪婪的猎奇者手中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只留下一些模糊不清的碑文和拓片(据陈考证，记载的小定鼎拓片出自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原私人收藏有、于和山东日照发现的两块拓片)。但原作者并没有记载小锅的大小、形状、花纹，导致我们无法比较大锅和小锅的大小。
但就目前能看到的两处碑刻拓片来看，大鼎上的碑刻共有291个字。由于小鼎锈得太厉害，人们只能辨认和解读100多字，但推测原铭文有400多字。从字数来看，丁小雨的碑文远远多于大丁羽。前者的字体虽然小，但是其庞大的数字必然需要更多的腹壁空间，所以让我们对这两款设备的尺寸产生了怀疑。最近有学者发现，清末山东威县藏家陈介祺在给另一位著名藏家吴允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坛子装八石，小坛子装十二石。”(参见3336
的碑文提到，于的祖父名叫“南宫”。所谓“南宫公”，其实就是“南宫公”的简称，就像周公、召公一样，属于宗族称谓的称谓。
学界一般认为《大禹鼎》铸造于时期，故其主人于也活跃于此时。铭文中提到南共是禹的始祖，所以作为祖父，南共应该活跃在康王的祖父在位的——年。诸经，此南宫为南宫阔。
在以武王为背景的神魔小说《簠斋尺牍》中，南宫阔作为一个凡人武将，面目模糊。相比哪吒、杨戬、姜子牙这些永远在台前的人，他更像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群体表演。但在史书记载中，南宫阔可视为宣和。《封神演义》提到周文王的名臣时，写道：“附括的只有若书、若药、若三一生、若太殿、若南宫。”《尚书君奭》年，孔子在讲前代的贤臣时，举了一个例子：“武王说，‘十人之乱’郑玄引用马蓉的话，“周公旦、召公英、太公王、荣公、大典、三义生、南宫阔。”
可见，周初，南宫阔是与周公、召公、太公(姜子牙)等齐名的大臣，地位相当显赫。到了司马迁时代，南宫阔的形象更加丰满。《论语泰伯》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命南宫散禄泰之财，分巨桥之粟，赈济贫弱。明南宫括，石协展出九鼎宝玉”。不难看出，南宫阔被委以财务。
根据《史记周本纪》、《史记管蔡世家》和《左传定公四年》等文献记载，唐兰认为南宫阔是周文王的幼子，本名孟继宰，又名南继宰，是周成王三公。推测他生活在周朝的南宫地区，因为他的居住地是他的姓氏。
的碑文表明，俞，作为南宫阔的孙子，被任命为军政负责人。
诉讼。而小盂鼎铭文告诉我们，盂曾统帅军队讨伐鬼方，获得大捷。周昭王时代的中方鼎铭文有“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这里统帅军队讨伐虎方的统帅就是盂。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的柞伯鼎，也是昭王时器，其铭文也有“王命南宫率王多士”。有学者认为，柞伯鼎的南宫也是南宫家族重要成员。西周晚期的南宫柳鼎表明，南宫嫡系至厉王时仍执掌周王室军队后勤事务。除了嫡长一支留在宗周外，南宫家族的旁支被分封在今湖北随州一带，是为曾国。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大墓惊现世人，其中111号大墓出土了一件簋，铭文为“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考虑到叶家山墓群多为西周时期曾国公室墓葬，簋的器主人犺应该是一代曾侯，因此曾国应当是南宫氏家族的一支分封于此。2014年公布的一组青铜钟证实了这一点。这组青铜钟早在2009年就在随州曾都区文峰塔出土，属于春秋时期曾国遗物。其中的曾侯與钟A1铭文开篇写道：“伯适上哲，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逝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这里的伯适就是南宫括，括与适在古籍中通用。铭文直接证明了曾国是南宫家族的后裔，而南宫括本人也参与了建立曾国的活动。
西周时期，贵族家族一支在王畿内任职且享有封邑，另一支外出就封为外服诸侯，见诸史籍者寥寥无几。如周公旦，长子伯禽出封曲阜建鲁国，而次子君陈袭爵世代为周公；召公奭，一支出封蓟（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为燕国，一支袭爵为召公。考古发现结合传世青铜器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史料缺失，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南宫家族在西周时期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