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鳄龙图案。
巨型鱼龙图案。左图：甘肃西平出土的小口高领平底瓶瓶腹花纹。右图：商代青铜虎食人龙纹。
蛇龙猪龙纹。从上到下分别为：萧山遗址、姜寨遗址、牛河梁遗址、凌家滩遗址、罗家百灵遗址出土。
地缘与风物：仰韶时代与龙文化起源
中国的龙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中，距今7000 ~ 5500年的仰韶文化已经开始出现原始的龙纹，如鱼龙、蛇龙、猪龙、鳄龙等。这些早期龙形文物的出现与自然崇拜密切相关。
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宗教盛行，提供了“万物有灵”的文化土壤。一些与早期文明生活密切相关或具有威慑力的动植物成为自然崇拜的对象。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仰韶时代存在四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东北赵堡沟-红山文化体系、太行山以西-嵩山仰韶文化体系、太行山以东-嵩山后岗文化体系和长江中游大溪文化体系。不同的文化体系孕育出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信仰，进而形成四大各具体系的原始宗教区域：东北崇蛇崇猪，太行山以西崇鱼崇鸟，太行山以东崇虎崇鳄；长江中游的鳄鱼。这些动植物在祖先崇拜和敬畏的文化过滤下逐渐被神化，经过不断的加工、融合和创新，形成了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原始龙形象。总之，仰韶文化不同区域的鱼龙、蛇龙、鳄龙，都是现实生活中鱼、蛇、鳄鱼等自然意象神化的产物。
辽河流域的蛇龙与猪龙
辽河流域是中国玉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各种玉质动物形神兼备，尤其是玉猪龙，其原型是蛇和猪的复合体。它的拱形鼻子与有鬃毛的猪相似，但身体卷曲，没有脚，与猪有很大区别，与蛇相似。这种造型融合在彩陶上更为明显。在小山遗址中发现了一尊赵宝沟文化的雕像，在猪、蛇、鹿和鸟的头部周围有腹部图案。其中，猪嘴紧闭，獠牙外露，眼睛微闭，脖子以下缠绕着黑白相间的蛇身。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猪首蛇身”。劈开的蛇形其实是一个神化蛇的过程；选择用猪头神化蛇，源于祖先对猪的偏爱和崇拜。兴隆洼文化和赵堡沟文化发现了许多祭祀猪的迹象，可以作为神化猪龙的考古证据。这种猪蛇形象崇拜在红山文化中达到了顶峰。
关中、陇东地区的鱼龙与猪龙
新石器时代中期，源于渭河流域的半坡型仰韶文化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后来兴起于关中、河南、山西地区的庙底沟文化也大放异彩，两者都孕育了大量精美细腻的彩陶。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认为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主要纹样是鸟纹和花瓣纹。近年来，王、张鹏川等学者通过对庙底沟彩陶纹样的系统分析，提出了“大鱼纹”的文化概念。庙底沟文化中广泛流行的叶纹、花瓣纹、菱形纹、圆盘纹、点圆纹，多以鱼纹进行简化、拆解、重组，形成“大鱼纹”的符号系统，最后完全图案化。这种半坡和庙底沟仰韶文化中的鱼纹体系逐渐融合到龙纹体系中。第一，鱼纹中有一些龙的特征。如水鸟啄宝鸡北首遗址出土的鱼形蒜壶，鱼头方形，耳直立，最初有龙首形象；二是受西辽河流域兴隆洼-赵堡沟-红山文化的蛇(猪)龙影响。如陕西临潼姜寨发现的史家型彩陶龙，正面为猪脸，嘴巴卷曲，鼻子圆，额头有许多皱纹。第三，甘肃武山西平出土的一件小口高领平底瓶，瓶腹绘有娃娃鱼纹。其特征与商代晚期虎食人三十青铜器的龙纹接近，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表明蝾螈也是龙的一个来源。
河南地区的鳄龙
在太行山以东的考古文化中，后岗一期文化西水坡遗址发现了距今6400年左右的三组蚌壳制人物，每组都有龙的形象。
水坡M45为土坑墓，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小龛。在墓室的东西两侧，蚌壳被小心翼翼地用来铺一个翼龙虎的图案。龙头朝北，背朝西，头直立，核长，尾卷曲，爪高，整体形象与鳄鱼十分接近。在M45的北面，有一只龙虎，背上有一只鹿。南面有龙形图案的蚌壳，头朝东，背上骑着一个人。这些蚌壳应该是M45祭祀活动的遗迹。贻贝雕刻的鳄龙是在西部斜坡的M45地点发现的，或者它与雷龙附近这一地区的“雷蛇”有关。《山海经海内东经》记录：“雷蛇里有雷神，有龙身有头。鼓腹在吴Xi。”《五帝本纪正义》引用《山海经》的话，“雷神”鼓起肚皮，意为“雷霆”。可以看到雷蛇做了一个龙的造型，正如王冲《论衡龙虚篇》“雷龙同类”所说。上面的传说中，雷蛇的雷龙是有头的，肚子是鼓，雷是作品；结合鳄龙的蚌类雕塑，可以看出文学中的龙泽很可能是一个鳄鱼塘。事实上，鳄鱼已经在早期文明中留下了文化印记。文献记载，夏朝龙族饲养鳄鱼，陕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鳄鱼皮巨鼓，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雷泽神肚的演示。
仰韶文化的后后类型之后，太行山东麓的鳄龙继续向西发展。河南中部
仰韶文化“阎村类型”的汝州洪山庙遗址就发现了多件与之相关的彩绘瓮棺，其中第128号瓮棺上的彩绘鳄龙纹，头作扁圆形，身为椭圆形，由四条短弧线组合而成，细尾较长，四肢曲伏于壁，四爪分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鳄龙
仰韶文化阶段，长江流域也出现了鳄、蛇一体的龙纹。巢湖流域凌家滩文化中出土的玉龙，头部雕出鳄鱼的须、嘴、鼻眼，龙身与红山文化玉猪龙相类，应是鳄鱼与猪龙的融合。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长江中游湖北黄梅焦墩大溪文化遗址也发现了河卵石摆塑的鳄龙，龙身长4.46米，头西尾东，头生一角，张口吐舌，昂首爬行。
仰韶文化阶段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体现出相互融合的特点。一方面，各地涌现出地缘特征明显的纹饰图案，如关中仰韶时期的鱼纹、鸟纹，河南中部的太阳纹、几何纹，长江中游的水波纹、几何纹。另一方面，以龙纹为代表，仰韶文化区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认同与交互融合现象，如长江中下游凌家滩玉龙纹与红山文化玉猪龙有颇多相似，猪、蛇、鳄鱼和谐共存的特征也可与中原地区蚌塑龙纹互文；姜寨猪龙与赵宝沟文化猪龙也存在内在联系。由是观之，仰韶时代龙的形象在东方和北方已形成相互交融的文化圈，或与当时巫师阶层间的频繁交流相关。在这一自然崇拜的文化动因下，龙的观念与形象突破文化区际，形成了文化认同。
格制与权力：龙山时代与龙文化的融合
距今5000～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各地考古学文化争奇斗艳，古国、青铜、文字等文明因素不断涌现，文明化进程大大加快，文化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剧烈。地缘化的鱼纹、鸟纹等开始减少，南北各地自成一格的各地龙纹形态则开始趋同，统一表现为鳄鱼与蛇纹的融合体。这一新的格制化龙纹形象，经过先民不断汇融、取舍、创新和改造，体现出更为神灵化的特征，更加接近神龙的形象。
◆北方地区的龙纹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秃尾河与洞川沟交汇处的梁峁之上，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00-1800年之间。城内出土大量石雕，其中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下层出土的8号石雕，长约120厘米，高约15厘米，左右用减地浮雕技法刻画出两个对称的龙形纹图案。双龙相背，龙首向外，面部形象为倒尖额、梭形纵目、长条形鼻翼；龙身两处曲折，从头部先向上，至中部向下圆曲，再至尾部又向上圆曲，上饰有曲线纹。尾部竖直上翘，呈锥状。
◆中原地区的龙纹
晋南龙山文化龙纹遗存以陶寺遗址为代表。陶寺文化是龙山时代发展水平最高的考古学文化，创造了规模宏大的城址、高等级的墓葬及丰富的礼器，如彩绘陶器、石磬、鼍鼓等；建筑了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并初步掌握了铜器锻造技术。此外，龙纹的逐步成熟化与格制化也是陶寺文化的重要特点。陶寺遗址龙山文化墓地出土的多件彩绘陶盘上，均描绘出同一形态的龙纹：龙首形如鳄鱼，头有角状饰物，身躯细长似蛇，有鱼鳞；长嘴利齿，张嘴吐芯，身体盘曲呈环状。陶盘彩陶龙纹的形象，综合了鳄鱼、鱼、蛇等三种动物的特征，应为仰韶时代鳄龙、鱼龙、蛇龙交互融通的产物。
河南龙山文化末期，龙纹遗存以新密新寨遗址为代表。新寨遗址出土陶器盖残片上的龙纹，以阴线刻出龙首纹样，面额近圆角方形，蒜头鼻，两组平行线将长条形鼻梁分刻为三部分，梭形纵目，弯月眉，两腮外似有鬓。其龙首特征与石峁一致，体现出前后继承关系。
◆南方地区的龙纹
龙山时期南方地区最发达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均发现了龙纹，如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
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龙形图案玉器、玉龙首，以及浙江海盐龙潭港龙纹宽把陶杯中，匠人们通过塑绘蛇纹与鸟纹相间缠绕的模式，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龙纹。
湖北石家河文化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出土有龙形玉环。龙身躯卷曲，首尾相接，圆弧头，吻部突出，以穿代眼，躯体上有前后对称的小爪。湖南澧县孙家岗墓葬遗址出土了透雕龙形王佩。龙体盘曲，头顶作高耸华丽的角状装饰，小圆眼，双足盘曲于腹下。龙形明显可见鳄鱼的嘴和鼻眼特征，身体环形如蛇。
综上，龙山时代的龙纹已摆脱仰韶时代单一动物形象的特征，以蛇与鳄为主体，吸收虎、鱼等种动物的特征，成为汇集多种形象的趋同神格化形象。此外，遗存性质提供的信息展示出这一时期龙纹应是权力和王者标志，陶寺的龙纹盘、凌家滩玉钺、龙形玉器都出自大型王墓之中。龙作为王权的象征，早在中央集权王国形成之前的方国时期已经出现，龙形象的不断成熟与格制化，造型日趋定型、完善，可视为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侧影。
协和与融通：龙文化的统一与认同
夏商时期龙进一步成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盘踞于中原的夏后氏雄霸而起，开启了全新的国家政权。夏人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族群，在文化基因上，不仅认为龙是自己的神祖，而且认为龙与自身族群的存亡联系紧密。《归藏启筮》云：“鲧（禹之父）死……化为黄龙。”《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龙，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启）上三嫔于天。”夏人不仅尊龙、养龙，而且专设养龙的官职。
二里头文化发现了大量的龙纹，可分为陶塑、雕刻、绿松石粘嵌三大类。2002年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墓葬（编号02VM3）遗址发现了一件用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由龙头和龙身二部分组成。龙头为方形，臣形双目；眼为圆饼形白玉，鼻以蒜头形绿松石粘嵌，鼻梁和额面中脊用青、白相间的玉柱排列成纵长条形。龙头之外又见用绿松石片表现的卷曲弧线。龙身卷曲，呈波状起伏，象征鳞纹的菱形绿松石片分布全身。就形体特征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龙纹继承了龙山及新寨文化时代以鳄和蛇为主体的余续，其文化来源应是新寨文化，而新寨文化龙纹又是承续陶寺文化龙纹并创新发展的产物。与龙山时代的龙纹相比，二里头文化的龙纹更加抽象化、图案化，且拼合了更丰富的动物特征，如鳄鱼、虎、鱼等，已经是典型的成熟龙纹了。
继夏代之后，商代人对龙的信仰抱有更大的热忱，铸形以象物，在祭祀坑及墓葬中埋藏数量惊人的青铜器。匠人们夜以继日，铿锵捶打着件件祭器，以满足商代人的宗教热情。与前代相比，商代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都有了长足发展。商代人的宗教虔诚与文化自信推动着艺术创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形成突破与创新。这一时期的龙纹在继承蛇龙、鳄龙等原始龙纹的基础之上，又具有了鸟、象、鹿、马等动物的特点，形象上更为怪异神秘、绚烂瑰丽。商代龙纹是青铜器装饰图案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代表了时代铸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涵容化用“百物”特点，奠立了后世龙形象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中华文明协和万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随着华夏民族和中国概念的确立，龙的形象更趋成熟化与格套化，最终成为中国的象征和代表。
综上所述，考古学视野下中华龙的起源与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仰韶时代以单一动物为原形的龙纹；龙山时代以鳄鱼、蛇纹为主体兼取一两种动物特征的龙纹；夏商时期以鳄、蛇为主体，兼容鱼、虎、鹿、鸟等多种动物特征的龙纹。龙纹从孕育到滥觞，经过仰韶和龙山时代的发展传承，夏商时期的协和融通，最终风驰雷动、孕育成形，奠立起后世龙的基本格制。中华龙的形象，是撷取拼合多种动物交融的神物，其形成与演变过程正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真实写照：从仰韶时代以中原为主星，带动周边满天星斗；到龙山时代的逐渐融合，最终形成夏商时期多元一体的格局。经历数千年的创造、演进、融合与涵育，龙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作者：袁广阔，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南焦作府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