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运河,包括苏北运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是迄今为止整个大运河中航道等级最高、货物运输量最大、运输效率最好的区段。大运河的优势不仅在于主体的交通地位,还在于沟通水系最多、配套支线最好的主航道,形成了横跨长江、四通八达的黄金水道。江南的明清工商业、近代民族工业、当代乡镇企业等。都是借助大运河的水运优势发展起来的。如今,十三个省市的船只仍然常年进行着繁忙的运输活动,将各种货物分流到江浙沪皖四面八方。
在近代船舶、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工具兴起之前,人们主要依靠水路运输,陆路运输多依靠河堤。江南运河沿岸古墓依附于路,江北运河大堤上修筑道路,李运河、钟运河两岸修筑明清关马大道。洪泽湖大堤曾是老宁淮公路的主干线。
自隋唐以来,长江三角洲一直是我国人流物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商业贸易,都有赖于便捷、低成本的水路支撑。清末日本人讲中国的商业地理,特别重视水路运输。胜本编纂的《中国商业地理》一书对水路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商业的关键在于其中所涉及的便利,所以水路实际上是其自然交通的器官。在其境内,无论江河运河,皆一脉相承,故运粮、济民、起航,需行百里。”在近代中国,由于现代交通不发达,水路运输成本很低,比较成本优势明显。帆船仍然占货物运输的90%以上。
水运枢纽是发达城市所在地。大运河给城市带来了繁荣,吸引了大量的商人。苏州洞庭商人活跃在长江沿岸;晋商在明清两淮盐业的生产、运输、销售中形成垄断,获得巨额财富;徽商最活跃,他们学识渊博,举止优雅。他们在盐业、茶叶、山货、木材、土特产、钱庄、典当、文化用品等方面经营有方,优势明显。
徽商从边缘山区进入长三角腹地的大运河,四处出击,形成了“无镇无徽”的局面,已经占据了中心位置。徽州人和大运河沿线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化,涌现出许多引领思想文化发展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他们演绎了富有的盐商和才子佳人大家的传奇故事,创造了古朴典雅的徽派建筑,以及无数的戏剧文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文房四宝等等。同时,徽州民俗对运河有着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有专门记载交通路线的商业书籍,记载了各种水陆路线33,360,010-30,000等。这是由熟悉交通路线的徽商制作的。杭州、苏州、扬州是徽商聚集的主要城市。皖南芜湖、宣城的人流从青弋江、水阳江流域进入长江,最先到达南京。宁国商人(宣城即宁国府)活跃于南京等地,后沿运河发展,规模和声势远不及徽商。那么地处偏远山区,远离大运河水道的惠州人,怎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这与大运河及其沟通的水道密切相关。
新疆航线是明清时期徽商走出封闭山区的主要交通路线
徽州进士赴南京参加举人考试,大多走的是这条路线。《天下水陆路程》年清康熙时期婺源人詹元祥多次往返于这条路线。他从江南运河登陆镇江丹阳,经句容陆路到南京。从丹阳弃船上岸到南京,从句容到南京都是捷径。如果还是走运河,从镇江到长江,溯江而上,绕道而行,江面又宽又快,不容易航行,时间也长。因此,普通乘客不再选择水路,而是转向陆路乘坐毛驴。从城东的通济门,进入秦淮河以东的水关,到达夫子庙的江南宫媛。沿途很多城市都有他的亲戚朋友。他们也曾从惠州经宣城返回南京,但路程虽短,山路难行,费用高昂,有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惠州人都有环游世界的决心和勇气。对于大多数古徽州人来说,生活在一个群山环抱的封闭世界里,徽杭古道、吴越古道等道路崎岖不平,绵延数百里。他们穿过激流险滩,绕过新安江的水和山,10天半后来到下游平原,也不是不可能。与其吃这样的苦,不如安稳的生活在老家,经营几亩田地,过着艰难却幸福的生活。詹元祥科举失利后,在家过着幸福的生活。他的日记记录了他的生活是幸福的。
“我十三四岁生在惠州,却丢了性命。”几十年来,行商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妻儿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只有少数不愿意陷入困境,不怕吃苦的企业家才能不断进步,不懈努力。徽州人才只有走出封闭孤立的大山,来到大运河,才能大有作为,留下伟大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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