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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肖说：李时珍在明朝写了《本草纲目》，并有广泛的寻毒活动。但笔者通过对几种主要产于广西的药物的考察，发现李时珍并没有去过广西。
李时珍《明代《本草纲目》是一部大型综合性本草经，系统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学成就。这本书的出处写在王士禛为《本草纲目》所写的序中，其中写明“渔猎百人，猎百人”，后来顾景行的《李时珍传》也记载了李士禛“搜百人，访四方”，这都表明李士禛在写作过程中的寻毒活动非常广泛。但没有直接记载李时珍的搜索范围。今天能看到的关于李时珍医药活动范围的记载，都是后人猜测的，或者根据记载推测的，比如《李时珍大传》，还有一些科普著作。广西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地形多山，属热带亚热带气候，是重要的药材产地。所以《本草纲目》多有广西产药材的记载。考证李时珍是否到过广西，可以增加我们对《本草纲目》本书背景的了解，可以知道明代医学发展的基本情况。
金花茶考
金花茶是山茶花的一个变种。《本草纲目》记载“山茶花产于南方.深冬开花，红色花瓣，黄色羽毛”。对其颜色的描述只有“红瓣黄芯”，而金花茶的颜色是金黄色的。有可能李时珍当时没有看到金花茶。后来李时珍从《格古要论》《异树》中引用了《解集》中对山茶花的记载：“花有几种……或云黄”。从“或云皆是”可以初步推断当时山茶花鲜为人知。
据孟考证，曹昭版本《格古要论》完成于1388年，补充版本《格古要论》修订于1456年至1459年。关于“异木”门，王佐最初是把曹昭《异木论》中的竹项列为一种学说加以补充，分作“异木”陈汝军认为南宋徐志忠的诗《本草纲目》是金花茶最早的记载。他的诗《格古要论》有：“黄翔先开，与菊花为同行”，其中“黄翔”被认为是金花茶，也表示金花茶与菊花同时开，比其他金花茶早开。根据对岭南现代山茶类群的调查分析，发现金花茶的花期主要在11月至次年3月，早于其他山茶品种，其花期与菊花相近，证明“黄翔”就是金花茶。
从《山茶》可以得知，金花茶的花期已知在南宋，说明当时已经对金花茶进行了研究。但此后金花茶被淹没在历史中，很少被记载，偶尔被记载为非金花茶带着没有看到它或它的记载的遗憾。比如曹昭版《山茶》，王佐补充版《山茶》都后悔没看到。王世茂1587年所作《格古要论》一书记载“黄山茶、白山茶、红白茶梅皆开于九月。第二，茶花大，花色多，也是茶的贵品。”其中记载的“黄山茶”花期为9月。根据古今历法，11月并不是今天金花茶最早的花期。《格古要论》记载王世茂是太仓人，曾任南京礼部长官。在陕西和福建省，学校助理被任命，然后转移到泰昌和邵青。“它的活动范围可能是今安徽省，所以它记载的‘黄山茶’可能是安徽省黄山地区的山茶花，而不是金花茶。比李时珍晚生于1628-1644年的吴延矿《学圃杂疏》一书，也详细记载了山茶的品种，包括五种山茶，即玉林茶、碧冠
当代研究表明，我国金花茶主要分布在桂西南的县市，分布范围有限。另一方面，金花茶对热量的需求较高，不耐阳光直射，对生长环境要求严格。因此金花茶仅分布于桂西南地区，李时珍引用《明史》的“或云游游”记载，说明其药物调查从未到达桂西南地区。
秦龟考
《花史》记载：“山龟.从这个角度看，秦龟是山龟，傅是泽龟，与二丫山龟、泽龟、水龟一致。它涵盖了两种类型，因此它具有与占卜、医药和装饰相同的功能。”指出“秦龟”即“山龟”，龟分山龟和泽龟。对此，赵肯堂认为李时珍描述的秦龟可能是现代龟。如今，山龟是乌龟的别称。目前中国发现的龟有三种，分别是凹甲龟、缅爪龟和四爪龟。据周亭调查，广西、海南、湖南、云南均有分布。缅甸龟仅分布于广西，近年来在云南也有发现。四爪陆龟仅见于新疆，说明广西有两种陆龟，而李时珍只记载了一种。从李时珍的详细描述来区分写作思路，如果发现两种龟，就分开描述，而李时珍因为没有去过广西，所以没有对秦龟进行分类。
黄羊考
《格古要论》记载《石震岳：羊腹黄，故名。或者云幼稚，太阳黄，所以这只羊又肥又小.南方桂林出来的都是深褐色，黑脊白点，类似鹿”。根据高忠信研究的羚羊分布的历史变迁，认为羚羊主要栖息在蒙古草原，最南端的分布边界接近黄河北部。由此可以认为桂林没有羚羊，李时珍关于桂林羚羊的记载可能有误。根据羚羊的生活区域，赵唐还指出，李时珍这里记载的“南出桂林者”的羚羊不是羚羊，实际上是青山羊。
青羊体型较窄，强壮，脚细，身材高大，灰棕色，耳朵为白色，喉咙下部有一大块白斑。它们常在悬岩上成群活动，嗅觉灵敏，奔跑迅速，多见于广西山区，尤其是大新、龙州一带。可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描述的“羚羊”就是“青羊”。另一方面，邓敏杰考察明朝的行政区域。明代的桂林府管辖着现在的桂林市和龙胜、灵川、兴安、永福、荔浦、金秀等县。今天的广西
青羊繁育大区大新、龙州地区不重合，这可能是李时珍作药物考察时并未到达广西大新、龙州地区所致，可能是“搜罗百氏”采用来自“桂林”地域者的说辞所致。三七考
《本草纲目》曾被认为是第一部记载三七的药学典籍，有部分学者借此认为李时珍到达过广西考察，但该种说法并不准确，从《本草纲目》描述的文字可以窥得一二。《本草纲目》有关三七形态的描述为：“时珍曰：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采根曝干，黄黑色，团结者，状略似白及；长者，如老干地黄，有节，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仅描述三七根干体的性状，无鲜株的描述，对比《本草纲目》其他植物药均有鲜株的描述，可初步判断李时珍可能未见到三七鲜株。《本草纲目》关于三七的“集解”中亦有刘寄奴属的描述，“近传一种草……云是三七，而根大如牛蒡根，与南中来者不类，恐是刘寄奴之属，甚易繁衍”，通过描述与三七具有相同功效的刘寄奴的鲜株情况，是未见活株三七情况下的一种排除刘寄奴而鉴别三七的方法。文中用“甚易繁衍”来说明刘寄奴种植容易，从侧面对比说明三七种植不易，其时代可能出现过三七异地栽培的尝试，但可能出现失败，以至于只能从广西、南丹地区获取。
三七生长在冬暖夏凉、潮湿的特定环境中，适应能力差，因此三七只生长于云南文山州及广西靖西等很小的地理范围内。三七对生长环境要求严格是造成三七移栽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也可能是李时珍没有记录到活株三七的原因。三七的“释名”中，出现“盖恐不然”“或云”两个语气词，前者是对“彼人言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的讲法持怀疑态度，后者是对“谓其能合金创，如漆粘物也”三七功效的类比说法的商榷，而前者是对三七形态的一种怀疑态度，如若李时珍到达过当地考察，其对于药材的基本形态的说法是不会持怀疑态度的。
章静通过考据发现，在李时珍记载三七前，三七已被部分医家所记载，并在局部流传使用；明朝各地的商贸活动也促进了三七的流通；并且经常爆发局部战争的西南地区，也为三七的使用开发提供了条件。因此李时珍当时可能是采访来自广西、南丹等地域的医药者，并通过其从中带回的干体三七而描绘记录。
通过对四味中药的考据，笔者认为李时珍的药物考察活动并没有到达广西。那他关于产自广西的药物的记载又是来源于何处？
《李时珍传》里有“世孝友，以医为业”，说明李时珍生自医药世家，是为他学习医术、撰写医药著作的源头。李时珍“三试于乡不售”，而“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善医，即以医自居”，说明李时珍为学医而广泛阅读长达十年之久。因治愈楚王儿子的疾病，“聘为奉祠，掌良医所事”。据谢敬考证当时明代藩府有藏书的传统，作为楚王的“奉祠”，李时珍有机会接触到藩府的丰富藏书，其中藏书可成为其后来书写的来源之一。后李时珍更被推荐“授予太医判”，更是接触到太医院丰富的医书，这也成为他广泛收集医药知识的来源之一。在《本草纲目》序中记载“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亦说明李时珍为撰写《本草纲目》用时之久，考察书目之多。其中有关广西产药物的记载可能在这期间被李时珍查阅到，因而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当时明朝疆域广袤，交通不易，阻碍了李时珍实地考察，关于广西产药物的记载难免会出现不足，但不影响到《本草纲目》的价值。
文｜广西中医药大学黄宝特、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姜枫
编辑 | 徐婧
审核 | 马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