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太神奇了，这几天我都在追《大秦赋》。刚刚看了十几集，感觉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历史剧。不仅规模大，剧情贴近史实，演员表演也很到位。估计这将是我很少看完的电视剧之一。
刚看的前几集，吕不韦是最重要的，演员的演技也很精彩。无论从外表还是细微的动作，我都觉得很真实，生动地展现了一个男人从商人到大秦丞相的心路历程。
至于历史上真正的吕不韦，其地位实际上是尴尬的，其评价也是模糊的。好像总是归结于一个有商人投机背景的奸商。投资成功后，他忘乎所以，操纵朝廷，与赵霁的暧昧关系和进入老爱都损害了他的形象。所以，后人对吕翔评价不高。
秦人能称霸全国，最终成为高度集权的帝国，离不开外来人才的努力。在人们的印象中，任伟的商鞅、范雎、张仪和楚人李斯最为重要。但在我的感觉里，起决定性作用，贡献最大的商鞅，一定是他的老乡，后卫吕不韦。
大家只知道吕不韦是一个“贱卖你钱，家厌女儿”的商人，但他不是一般的商人。那是有基础的商人。他是姜姓，鲁名，不畏，姜子牙的第二十三孙。
他倾其所有财力支持秦质子成为秦庄襄王，被拜为丞相。又迎嬴政即位，拜为丞相，尊为“管仲”，有天下之权。但被老艾叛乱逮捕，家人被流放到蜀郡。在路上，他喝了自己。
求怀了她的储君，巨商高明；
十年富贵，轻则反复，重则奇货可居，祸不单行。
这是宋代诗人徐筠以吕不韦为题材写的一首史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话，却代表了世界对吕不韦的共同看法。第一句话就抛出了秦始皇血统是否正统的问题。第二句说他眼光独到，“奇货可居”；这最后两句意思是他十年辛苦一场空，大概就是人不等于天的意思。但是，全诗读起来有些幸灾乐祸。
俗话说，没有背信弃义，就没有生意，而吕不韦商人出身，所以这个背信弃义的词逃不出他的法眼。这样的人从政，绝对是奸夫。因此，历代对吕不韦的评价很差，甚至将其视为奸商，而不是政治家，因为这个商人的背景是“汉奸”。
评价吕不韦最关键的人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单独列出。这说明司马弓很看重吕不韦，但是和他对商鞅的评价一样，司马弓也不是很喜欢吕翔，而且后来吕不韦名声不好，所以司马弓应该负全责。
然而，在潜意识里，司马迁似乎对吕不韦非常尊敬。我们都读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其中有一句著名的排比句，是很多人都能背诵的励志佳作。
“加文国王被捕，执行《周易》；《春秋》由中聂欧；屈原流放赐《离骚》；左丘失明，《国语》例；孙子瘦脚，《兵法》修；魏未迁蜀，传世：010至30000；韩，《吕览》；《说难》 300篇，这多半是圣贤带着怒气做的事。”
把、王、屈原、孔子等先贤并列，与他在《孤愤》中描述的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对吕不韦的看法似乎是分裂的。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在司马弓眼里，这个丑陋的政治家是和伟大的文学家分开对待的。虽然他不以投机者的吕不韦为耻，但他欣赏吕不韦，他聚集了众多公众嘉宾写下了《诗》，并以此激励自己完成《史记》的创作。所以，就是这个原因，不知道是对是错。
“孔子所谓‘闻’人，他的陆子又如何呢？“这是《吕氏春秋》中的最后一句话，读起来也很突兀，因为前面的人都在说吕翔的龌龊，但最后却来了一个“吕紫”字。
什么是“子”？孟莫荀，关烈庄子，这些先贤圣贤，不愧为“子”。司马弓最后一句对吕不韦的尊称绝对不是笔误。
很难评价吕不韦。即使不是一刀切的非黑即白，一分为二，也是客观真实的。很难说为什么，因为他身上体现的复杂是难以置信的复杂。可以说他是一个对历史有巨大贡献的人，但他的本质是一个手段高明、谋略高超的机会主义者。这种矛盾的统一如何能成功地附着在一个人身上？
《史记》有桥。当吕不韦推荐李斯做嬴政的妻子时，李斯问吕不韦：“你这样劝我吗？”
为大秦效力，是为自己还是为大秦？”吕不韦回答说，在扶持先王登上王位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但自登上相位后的十几年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秦。”如果历史上吕不韦真的说过这话，我绝对相信是吕不韦的肺腑之言，所以，评价吕不韦并不在于是否一分为二，而是要根据他不同时段的表现来考察，他所行之事同他的利益关系，为国为民为自己为集团，当然，这是相当难以把握的。
将一个与王位八竿子打不着的皇子扶上了王位，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以子楚于公元前250年上位，也就是以秦始皇的老爸成功地当上了秦王为界，也意味着吕不韦前期的投资和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之而来的，定是滚滚财源，这是他的预期。
预期唾手可得，但已对吕不韦失去了意义，就算全秦国的财富都集于一身，对他来说又有何意义？所以，他必须重新规划战略目标，重新规划人生，于是，他全心全意地为了大秦一统天下而奋斗。
猎物能轻易得手，便没有了挑战性，就如同公交车上仅剩下一个座位时，刚上车之人会快速奔去，迅速坐稳；而当他看见整个车厢就他一个人，他便会犹豫起来，就会有所选择，一般情况下会调整至少两次以上才会安坐稳当，这样的情景我是遇到过多次了。
没有了挑战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就会重新考量和选择，甚至整个人生都要重新洗牌，而吕不韦正是在上了一辆所有座位都由他选的公交车后，对商业失去了兴趣，他重新规划了人生，由商人而政治，由个人奋斗而投入到更大的挑战，这就是在秦国实现统一天下的旷世伟业。
后世对吕不韦的不齿，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前期，从偶识异人，认为是“奇货可居”开始，他凭着一己之力，通过送金银，送赵姬，得到异人的信任；又去秦国说服华阳夫人认异人为子，让秦国这个落魄的公子，一跃而成为大秦帝国的储君。
继而，他调动事主，让异人回归秦国，最终成功地使那个谁也不待见的异人，华丽地转身为秦庄襄王，吕不韦的完胜可以用匪夷所思来形容，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真不是一般的商人思维，有这样思维的人如果只是一个商人，那真是太可惜了。
在这一时段中最受后人八卦的，当然是秦始皇的身世，“远谋献孕姬”，无非是说他是吕不韦同赵姬的结晶，所以，吕不韦又有了史上最牛的“窃国大盗”之名。
这个就不争辩了，一是无果，二是无聊，史上早有定论，只有那些标题党或唯恐天下不乱的无聊之人，才会将这事反复弄来炒作。
不可否认的是，吕不韦在这一段时期中所表现的卓越才能，就不是一个常人能做到的，他在秦赵两国间穿针引线、打点铺陈、运筹帷幄、步步迭进，在人们鄙视的眼光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辅佐秦庄襄王成功上位是吕不韦一生的分水岭，在他被尊为丞相后，便开始在政治上大施拳脚，其中重要一环便是编撰《吕氏春秋》。
大家都知道，战国之时盛行养士之风，那“战国四公子”可谓是名满天下，七国中的燕国传统势力太强，韩国太弱小，都没有兴起“门客三千”的盛况。
但人们却独独不提这吕不韦养的门客，而他养的门客，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他养的士，是帮他写书的，自然是以文士为主，品味和水准绝非“四公子”的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可比。
他与各国养；士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吕不韦并不是为自己养士，而是为国家招揽和储备人才，这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当属后来的国相李斯，还有尽人皆知的“少年宰相”甘罗；当然，那臭名昭著的嫪毐，也是吕不韦的门客，汗。
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吕不韦是被列为杂家，这一方面是指《吕氏春秋》这部书是包罗万象，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之作，其实也代表着吕不韦“兼儒墨，合名法”的思想。
说得复杂，从商人的角度来说，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在吕不韦的观念中，是没有任何框框道道来囿于成见的，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一定之规，什么阶段适宜用什么思想来进行指导就用什么，所以，这个“杂家”几乎就是同“拿来主义”是一个意思。
按照吕不韦的预想，这是一部大秦王朝的治国纲领，至少也是与后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般，是教帝王如何治国，形成正确理念的指导教材，可惜，他的这部书随着他的过失而被弃用，在后世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虽说现在很多人不太知道这《吕氏春秋》，但书中的很多内容早已是在人们的言语中运用，比如“刻舟求剑”“一窍不通”等等，甚至在成书后，吕不韦自得地夸赞此书而形成的“一字千金”，都是我们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只是没几人知道这是来自于《吕氏春秋》而已。
他在为相期间，对大秦帝国的拓展贡献甚巨，他灭掉苟延残喘的东周，发兵夺得韩赵魏大量城池；他眼光独到，不急功近利来获取名利，放慢攻伐步频，加强基础建设，兴修郑国渠等耗资巨大的水利工程，不仅利在当世，而且惠及千秋。
而且，吕不韦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勇者，这在《大秦赋》中也有所体现，他在没有通告所有人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废除自商鞅以来用头颅记录战功，并以此来授予爵位的形式，而以国土的扩展为依据，将士的战功则由指挥者提议来颁发。
“得民虏奉而题归之, 以彰好恶, 信与民期, 以夺敌资。”这极大地减少了无谓的杀戮，增加了秦国的人丁，进一步削弱了六国，减少统一的阻力，这对当时的秦国是有着战略意义的举措。
吕不韦的倒霉是倒在嫪毐身上，这里面的剧情就有些狗血了，简言之，据说吕不韦同赵姬，就是当今的太后早就有一腿，入秦后二人亦有奸情，但吕相国事烦劳，力不从心，满足不了赵姬，遂有怨言。
于是吕不韦便找来这位叫嫪毐的门客，冒充太监入伺赵姬并大得欣赏，谁知这嫪毐四处以秦皇“假父”自居，为所欲为，最后事发造反被杀，吕不韦也因此罢相。
这其中过程曲折，真假难分，但不管情况如此，此事都是给吕不韦减分不少，可以说是他此生最大的败笔，他也因此而送命。
观吕不韦的一生，扶弱主、修内政、拓疆土、受托孤、编巨著，按说是一个比诸葛亮还牛的存在，但二人在民众中的声名可是有天壤之别。
诸葛亮走的是儒家正道，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吕不韦走的是奇路，囤积居奇，投资回报，剧情狗血，操控失误，所以，即使有经天纬地之才，然而最终只是如流星般，倏忽坠落于天际的尽头。
至于吕不韦失败的原因，说法很多，道德上的，细节上的，思想根源上的，出身本能上的，太多太多，而我觉得，不用说得那般地深沉，原因其实就只有一个，太自信。
作为世间一等一的聪明人，这自信让他纵横捭阖，操控自得，跳跃腾挪，顺风顺水，几如后人所言的“戏秦股掌间”。
而后来，原来他自信能把控的赵姬成为太后，早已不是以前在吕家献舞的小妞了；他自信能把控的嫪毐成为太后长信侯，也不是能以门客而听命于他之人了；他自信能把控的嬴政成为秦王，他非但不能把控，而是伴君如伴虎，成为头顶上随时悬着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赵姬失控，对嫪毐失控，对嬴政失控，最终，这把剑是落了下来，当吕不韦收到秦王严辞激烈，充满诛心之言的来信时，知道自己人生的价值已完结，为避免受辱，遂饮鸩而亡，时年57岁。
记得我原来写韩信时，用的标题是“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而对这吕不韦来说，可以说，当他决定将宝押在异人身上，一定要博人世间最大财富时，他的命运实际上是被他当作工具的赵姬所左右了，所以我觉得，写吕不韦该用的标题是 “骰子安红豆，成败柳巷人”！
数千年的事例告诉我们，围猎领导，女人是重要的突破口，历史上的吕不韦便是深谙其中三昧之人；但是，女人也是把双刃剑，用好了，战力所向无敌，用得不好，反伤自身，于吕不韦来说，成也赵姬，败也赵姬，真是五味杂陈。
没有赵姬，他不会交结异人；没有赵姬，就不会有后来的秦王；没有赵姬，他不会推荐嫪毐入宫；没有赵姬，嫪毐不会如此狂放；没有赵姬，他不会使嬴政积攒下对自己的仇恨；没有赵姬，不会发生“蕲年宫事件”；没有赵姬，他不会饮鸩身亡！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商人同舞女是一个层别，都是下等人，再漂亮的舞女，都如货物一般，可随意送人；再精明的商人，只有财富的多寡，骨子中被人看轻，俱是贱种，按说，这赵姬同吕不韦应该抱团取暖，相依为命才是。
至少在开初之时是这样的，都是亡命天涯的异乡人，都是在秦国讨生活，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一旦成为太后及相国后，二人便有些忘乎所以地飘了起来，完全不顾及那愈长愈大，心智日渐成熟的嬴政心中感受了。
在秦国，权臣与大臣的争执历朝都有，但并没有君主必须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之举，张仪、魏冉、范雎都没有因权势过大被逼杀，那商鞅的惨死很难说是同秦惠文王之间的矛盾，而是后者要平息以前受压的贵族旧怨，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秦国对权臣的处理，其实并没有那么血腥，权力的过度并不是送命题，但嬴政对于自己有再造之功的吕不韦为何要痛下杀手呢？
这就是个脸面问题了，虽说在秦王的威望下，无人再敢公开置疑嬴政血脉的正统，但于嬴政来说，却如梦魇般地挥之不去，可以想见，背后一旦有人诽谤他的时候，这必是一永恒之话题。
而吕不韦同太后私通，管它真假亦是大家的热议之辞，而嫪毐的秽乱后宫，更加深了吕不韦的灾难，直至最后，这嫪毐竟然挟持太后发动叛乱，吕不韦对此绝对是有甩不脱干系的，可以说，这一让嬴政大失脸面的事件，吕不韦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
这时的嬴政，早有杀吕不韦之心，但他念及旧恩，还是隐忍了下来，只是罢相，让他回了自己在河南的封地，这应该是很宽容的处罚了。
而这时的吕不韦可能有些昏头了，也许是这十数年的相国生涯让他已不知道何谓谨慎了，这时的他，本该夹着尾巴做人，闭门谢客，如后世的袁世凯，被逐出朝廷后，安心在家钓鱼，静观待变，也许还会等到咸鱼翻身的一天。
但吕不韦不是，依然张扬如故，在封地同前来拜见的六国使者把酒言欢，这不是故意让嬴政难堪吗？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吕不韦是大才之人，嬴政心中自知，如果此时的旧相跑去哪个敌国，这对秦国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廉颇奔楚，乐毅投赵，这些先例都是不胜枚举的，于本国忠心耿耿的大忠臣，都能行这背叛之事，谁能保证这商人底色的吕不韦不会离秦而去！
所以，吕不韦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惜了，一个精明的商业奇才，一个手腕极高的政治家，一个对秦国有巨大贡献之人，轰轰烈烈却不得善终，编撰巨著惠及后世，却连自己的出身之年也无人知道，这就是从政者最大的悲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