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瓷言天下》唐五代：南清北白双雄并立。
故宫博物院陶瓷馆的重新开放，对于陶瓷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件盛事。故宫博物院的陶瓷藏品，承袭清宫，分布有序，品类丰富精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陶瓷藏品之一。陶瓷博物馆从文华厅搬到武英厅后，展品数量从400件扩大到1000件，是常规展览所用展品数量的数倍。规模宏大，足以连接中国陶瓷史。《北方艺术评论》已经介绍了隋代以前展厅里的展品。本文将重点介绍唐五代的精美陶瓷。
邢不如越
《茶经》年鲁豫的一句话，可能是评价唐代陶瓷中最著名、最详细的一段话：“若兴瓷为银，越瓷为玉，兴不如越，如果兴是瓷雪，瓷冰越多，兴越差，第二也；邢瓷白，而瓷多青，而谭绿，邢不如岳、……越州瓷、越瓷都是青的，青有益于茶，茶是白的、红的。兴洲，深棕色。州瓷黄、棕紫；洪瓷褐色、深褐色，故不适宜泡茶”。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喝茶怎么能这么讲究呢？但只是因为偏激，才引发了物质利益，利益孵化了文化，文化产生了认同。茶圣三言两语，向我们展示了唐朝心目中的陶瓷工业格局：南青北白，两雄并立。从历年的考古发现来看，一般都是这样，只是细节各有波折。
越窑和邢窑分别是“南清”和“白贝”的代表。耀州之名，可能与州府地区是重要的集散地有关。水泥窑的实际位置应靠近原材料和燃料，通常是偏远的地方。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唐代越窑最重要的产地在现在的宁波慈溪上林湖。沿湖窑址密布，生产规模很大，一直到唐末五代。也正是在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研制生产了“胜千峰青绿”的秘色瓷，深受当时人们的珍藏。唐、吴越、辽、宋等朝代的皇帝都使用秘色瓷，有迹可循。有诗赞“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填绿云”。可见越瓷“如冰如玉”是有共识的，秘色是其中最好的。
据清华大学尚刚教授考证，“密”即“庭”，“色”即“类”。秘色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皇帝的瓷器。根据文献记载，秘色瓷的使用可能确实是由皇室控制的。从考古发现来看，秘色瓷制作用的匣钵比普通瓷器要好，而且都是一次性的，比普通瓷器浪费多了。这也可能反映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质量的产品为法院服务。如今秘色瓷的出现，一个重要的意义可能就是确定了青瓷的审美标准：青瓷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邢不输越
越瓷虽是极品，但并不是南清的唯一代表。据鲁豫介绍，南方的梧州、越州、洪州、寿州等地至少也有部分青瓷出产。“一号”人流量太大，后面的被迫低调，这在普通展会上很少见。其实各窑都有很深的积淀，各有所长。比如湖南湘阴的核心窑址岳州窑，很可能就是前文(B8版，6月25日，《北京青年报》)提到的南北朝青瓷莲花像的制作地。
在唐代，岳州窑(湘阴窑)和长沙窑(铜官窑或石柱窑)的生产场地连接在一起。在比较了两地的产品后，国家教委的李美田教授
鲁豫花了很多时间解释星月的排名，可能是因为北方白瓷风头正劲。鲁豫把银雪般的邢瓷排在冰纯如玉的岳瓷之后，可能不仅仅是吐槽，还包含了价值观的表达。《礼记》年，孔子曾说：“昔君子胜于玉，温润有光泽，仁者。”玉在人们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君子品德的象征。越瓷既然能表现出玉的品质，当然要优于俗“银”。但是，恐怕只有陆羽这样严肃的学者，才不得不从“德”的角度来区分不同的釉瓷。
今天产于河北邢台的姚兴白瓷，在唐代政治核心区长安和洛阳多次出土。长途运输和特殊的消费场所证明兴瓷和越瓷一样受欢迎。据考证，兴瓷底款中频繁出现的“应”字，指的是皇帝私人金库“白豹大营库”，进一步强化了兴瓷的地位。
北白与三彩
说起“白贝”，邢瓷总给人一种“至高无上”的感觉。陆羽死后，晚唐时期，兴窑衰落，定窑兴起，人们很难区分兴窑和丁丁。定窑在最早的生产阶段消失，在唐末五代突然兴盛，或与当时藩镇割据的形势有关。陶瓷专家孟繁峰认为，根据铭文资料和对定窑生产的分析，定窑很可能是晚唐时期义乌军的官窑。宜君使又叫丁毅使，有些定瓷底条款有“丁毅”二字，可能与此有关。窑变定于唐末，但才刚刚开始显露辉煌，真正的繁盛还是要等到五代宋金时期。
晚期窑可视为邢窑的衣钵传人，而的另一个代表是巩义窑。巩义白瓷质量上乘，当时远销海外。著名的沉船“黑石”出土了精品，但如今名声并不明显，可能是因为它有更著名的产品——唐三彩。中国瓷器出现后，制陶传统一直没有中断，新的低温铅釉陶器不断产生，自成一家，直到唐代三彩产生。
三彩给人印象最深的产品通常是凶猛的镇墓兽和勇士，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被认为是一种不能使用的特殊墓葬产品，因为釉料中含有铅。事实上，铅慢性中毒的理论来源于现代医学。俗话说“洗尽铅华”，“铅”就是古代女子化妆用的铅粉，有一种铅粉也含有铅。如果铅的毒性广为人知，就算女生爱美也不会冒生命危险。从巩义窑的发掘来看，还出土了大量的三色日用品，表明它
亦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陶瓷的春天
“南青北白”，是《茶经》留给我们的固有印象。但至晚唐五代，南北瓷业互鉴，“南白北青”亦各有成就。谈及“北青”，《茶经》本身便留下了破局的线索――“鼎州窑”。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根据古地名判断，鼎州窑即是指唐宋时期大名鼎鼎的黄堡-耀州窑。黄堡-耀州窑地处陕西铜川，距离长安较近，其产品深受越瓷影响，几可乱真。至五代，耀州窑青出于蓝，更生产出天青釉瓷，开风气之先，以至于不少研究者认为五代耀州窑就是后周世宗柴荣的“柴窑”。当然，“柴窑”如今仍是悬案，但黄堡-耀州窑对后来汝窑的重大影响，却有公论。
北方白瓷的流行，让南方诸多陶瓷原料丰富的地区蠢蠢欲动。传统青瓷产区囿于生产传统，不便改弦更张，安徽繁昌、江西景德镇趁此机遇，顺势先后崛起。南方白瓷，以白中泛青著称，故而更常见的名称是“青白瓷”。晚唐五代时期的青白瓷尚难与北方白瓷比肩，不过此时的初绽为两宋时的扬名天下奠基。
政治史和文学史的分期，通常把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中晚唐时期，大唐颇郁郁不得志，内有宦官，外有藩镇，朝臣党争，百病缠身。李商隐诗歌中婉转沉郁，或早已主导了人们心中的中晚唐印象。然若从陶瓷史观察，此时真乃陶瓷生产的明媚春天，南北陶瓷生产皆盛，且彼此交流频繁，相互效仿。如此鲜明对比，耐人寻味。
某种可能的解释是：地方割据势力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而采取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进而客观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越窑的兴盛最为典型。吴越钱氏安居一隅，远离中原纷争，利用临海地利，扬帆海外，偷偷发财。吴越统治期间，越瓷盛行于海上丝路沿线，产品远达西亚、东非，所向披靡。爪哇海域出水的“井里汶沉船”，出水越瓷近三十万件。越瓷的出口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彼之砒霜，此之蜜糖。换一个视角审视历史，有时竟如此不同。
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重新开放，无疑是陶瓷爱好者的盛事。故宫博物院的陶瓷收藏承自清宫，流传有序，品类既丰且精，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国陶瓷收藏之一。而此次陶瓷馆从文华殿迁至武英殿之后，展品从原来的400件扩展至1000件，数倍于常规展览所用的展品数量，规模堪称盛大，足以串起中国陶瓷史的起承转合。北青艺评已经介绍了展厅中隋以前的展品，本篇将着重介绍唐五代陶瓷精品。
邢不如越
陆羽在《茶经》里的话，可能是品评唐代陶瓷中最著名也最详细的一段：“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喝茶哪有如此讲究，但偏是讲究，才由物质引发了意趣，由意趣孵化了文化，又由文化产生了认同。寥寥数语，无心插柳，茶圣为我们带出了唐人心目中的陶瓷产业格局：南青北白，双雄并立。从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大抵如此，但个中细节，又自有曲折。
越窑、邢窑，分别是“南青”和“北白”的代表。窑以州名，可能与州府地区是重要的集散地有关。窑场的实际位置要靠近原料、燃料，通常较为偏僻。据现有研究成果，唐代越窑最重要的产地在今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带，沿湖窑址密布，至晚唐五代至于极盛，生产规模很大。也是在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研制生产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深为时人所珍，唐、吴越、辽、宋等朝帝王对秘色瓷的使用，均有迹可循。有诗盛赞“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可见越瓷“如冰似玉”之说乃有共识，而秘色为此中极品。
据清华大学尚刚教授考证，“秘”为“宫廷”之意，“色”为“类别”，秘色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皇帝的瓷器。从文献来看，秘色瓷的使用可能确实受到了皇家的管控。从考古发现来看，生产秘色瓷所用的匣钵都比一般瓷器的胎质好，且皆为一次性适用，比生产一般瓷器要浪费得多，可能也体现出了追求精品以服务宫廷的不惜工本。如今来看，秘色瓷出现的一个重要意义，或许是确定了青瓷的审美标准：原来青瓷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邢不输越
越瓷虽冠绝一时，但却并非“南青”唯一的代表。按照陆羽的说法，南方至少还有婺州、岳州、洪州、寿州等地生产的青瓷名噪一时。“第一名”流量太大，后几名只好被迫低调，平素展览中难得一见。实际上，诸窑场皆积淀深厚，各有所长。如核心窑场湖南湘阴的岳州窑，很有可能就是前文（《北京青年报》6月25日B8版）提到的南北朝时期青瓷莲花尊的生产地点。
在唐代，岳州窑（湘阴窑）与长沙窑（铜官窑或石渚窑）的生产地点连成一片，人大李梅田教授经比较两地产品，认为二者可纳入统一的“岳州窑”系统。而长沙窑的彩绘青瓷别出机杼，比越窑瓷器更早称霸世界陶瓷市场。洪州窑是最早使用匣钵进行生产的窑场，而匣钵的使用对于瓷器釉面品质和成品率的提升意义重大。寿州窑以釉色泛黄著称，虽不入陆羽的眼，但彼时已形成了自身特色，只不过消费品位的培养尚待时日。
陆羽为解释邢越排名大费笔墨，或许正是因为北方白瓷风头正健。陆羽将“类银似雪”的邢瓷排于“冰清玉洁”的越瓷之后，可能既有吐槽，也蕴含着价值观的表达。《礼记》载，孔子曾说过，“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玉在人们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君子品德的象征。越瓷既然能显露出玉的品质，那当然比庸俗的“银”高明一筹。不过，恐怕只有像陆羽这样较真的读书人，才非要从“德性”的角度给不同釉色的瓷器分出个高下来。
生产于今河北邢台一带的邢窑白瓷，屡屡出土于唐代的政治核心区长安、洛阳一带。远距离的运输和特殊的消费地点，本身就证明邢瓷受到的追捧并不输于越瓷。邢瓷底款频频出现的“盈”字款，据考证，是指皇帝的私库“百宝大盈库”，这更坐实了邢瓷的地位。
北白与三彩
说起“北白”，邢瓷总给人以“独尊”之感。至陆羽故去之后，晚唐时期，邢窑衰落，定窑崛起，二者接棒时段，“邢定”难分。定窑在最早的生产阶段泯于众人，至晚唐五代时期突然兴盛，或与当时藩镇割据的局势相关。陶瓷专家孟繁峰先生据碑刻资料和定窑生产情况分析认为，晚唐时期，定窑很可能是藩镇义武军官窑。义武军节度使又称易定节度使，一些定瓷底款有“易定”二字，可能与此有关。定窑于晚唐不过初露峥嵘，其真正的绽放还是要留待于五代宋金时期。
晚唐定窑或可视为邢窑的衣钵传承者，“北白”另有一处代表，是巩义窑。巩义白瓷品质颇高，当时便畅销海外，著名沉船“黑石号”中便有精品出土，但是于今却名声不显，大概是因为它还有更著名的产品――唐三彩。中国瓷器产生之后，陶器传统并未中断，新出现的低温铅釉陶器持续生产，自成一路，至唐三彩产生，光彩耀世。
三彩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产品，通常是面目狰狞的镇墓神兽、武士，而且由于釉中含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被视为无法实用的墓葬专用品。其实，铅所导致的慢性中毒之说，来自于近代医学。古语“洗尽铅华”，“铅华”便是古代妇女化妆所用的铅粉，铅粉中的一类也含铅。倘若铅的毒性广为人知，女生即便爱美，也不至于不惜性命。从巩义窑的发掘情况来看，三彩日常用品也大量出土，表明它亦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陶瓷的春天
“南青北白”，是《茶经》留给我们的固有印象。但至晚唐五代，南北瓷业互鉴，“南白北青”亦各有成就。谈及“北青”，《茶经》本身便留下了破局的线索――“鼎州窑”。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根据古地名判断，鼎州窑即是指唐宋时期大名鼎鼎的黄堡-耀州窑。黄堡-耀州窑地处陕西铜川，距离长安较近，其产品深受越瓷影响，几可乱真。至五代，耀州窑青出于蓝，更生产出天青釉瓷，开风气之先，以至于不少研究者认为五代耀州窑就是后周世宗柴荣的“柴窑”。当然，“柴窑”如今仍是悬案，但黄堡-耀州窑对后来汝窑的重大影响，却有公论。
北方白瓷的流行，让南方诸多陶瓷原料丰富的地区蠢蠢欲动。传统青瓷产区囿于生产传统，不便改弦更张，安徽繁昌、江西景德镇趁此机遇，顺势先后崛起。南方白瓷，以白中泛青著称，故而更常见的名称是“青白瓷”。晚唐五代时期的青白瓷尚难与北方白瓷比肩，不过此时的初绽为两宋时的扬名天下奠基。
政治史和文学史的分期，通常把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中晚唐时期，大唐颇郁郁不得志，内有宦官，外有藩镇，朝臣党争，百病缠身。李商隐诗歌中婉转沉郁，或早已主导了人们心中的中晚唐印象。然若从陶瓷史观察，此时真乃陶瓷生产的明媚春天，南北陶瓷生产皆盛，且彼此交流频繁，相互效仿。如此鲜明对比，耐人寻味。
某种可能的解释是：地方割据势力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而采取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进而客观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越窑的兴盛最为典型。吴越钱氏安居一隅，远离中原纷争，利用临海地利，扬帆海外，偷偷发财。吴越统治期间，越瓷盛行于海上丝路沿线，产品远达西亚、东非，所向披靡。爪哇海域出水的“井里汶沉船”，出水越瓷近三十万件。越瓷的出口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彼之砒霜，此之蜜糖。换一个视角审视历史，有时竟如此不同。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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