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崇尚简约的雍正时期，最迟从乾隆十年开始，紫檀成为清代宫廷家具中的主要材料，并逐渐达到顶峰。从材料、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鲜明的清代家具范式在此时逐渐形成，清代紫檀家具也越来越兴盛。
清初大型漆镶屏
除紫檀木和花梨木外，其他如黄杨木、雷竹、杉木、薄木等。很少出现，即使使用，也多以配饰的形式镶嵌紫檀木。
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雍正七年三月：
像“造办处收贮紫檀木俱已用完，现今上交所做活计等件并无应用材料，欲将圆明园工程处档子房收贮外省解来入宫紫檀木取 十数根备用……”这样的词，是伊太子点了才“准行取”的。
通过这个文件，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信息：
一是紫檀木材料来源多靠“外省解”入宫保存；
其次，由于进口紫檀木的稀缺性和珍贵性，内廷的使用必须经过伊亲王本人的批准。
第三，明末清初，紫檀木家具虽然应用广泛，但根据雍正宫廷家具的材料特点，当时紫檀木整体家具很少，多见于小型观赏工艺品、壁龛、屏风架或家具包边，所以需求量有限，几十件就够了。
清肝龙红木香
到了乾隆年间，紫檀木材料的数量要大得多。根据清代旧档乾隆四十五年的记载，当月二十八日，组织处曾上书奏折，大意是内廷组织处的木器中制作了大量的紫檀木器皿，最终导致宫中记忆不足。于是请求皇帝批准广东海关监购六万斤紫檀木，运往北京：
……查得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内，因库贮紫檀木不敷应用，曾经奏明交粤海关监督采买紫檀木六万斤运京，以备应用等。因在案嗣经该监督于乾隆三十九年起至四十三年六次，共陆续解交过紫檀木六万斤，俱经按次奏明贮库。
从这份奏折可以发现，清廷的紫檀木材料大部分来自广东，由广东海关官员购买，通过海运运到故宫。而且，这种交通工具不仅发生过一次，而且发生在在四年之内分四次共运进京城六万斤。.
然而，在七年的时间里，宫中存放的紫檀木只有几块被使用过。仅从如此庞大的数字就能看出清宫红木家具的受欢迎程度。
即使不缺紫檀木，但机构办的制作还是极其谨慎。
乾隆十三年清宫机构办公室《活计档》本页文件讲的是“先做样品，再按时做”
一件紫檀家具将在皇宫里制作。经过反复修改的画样呈献给甘龙后，需要皇帝亲自决定并同意去做。之后工匠们才可以根据用料的多少去仓库领取材料，剩余的木材必须在完工后归还给库里和用料所余多少也都有字记录。。
清宫家具设计样本
除了内廷的制作，清代对紫檀木家具的需求也使得与紫檀木源头有过接触的广东官员不得不向内廷进贡各种紫檀木贡品，种类齐全，几乎涵盖了室内的各种家具，包括书房常用的博温孤榻、长桌、琴桌、案、书案、香案，还有炕柜、炕桌、嵇康甚至客厅常用的那些。
例如，乾隆三十三年，时任两广总督兼李侍尧海关关长的德奎赠送了以下红木家具：
有檀木木雕古文榻，有檀木木雕花卉人物炕屏。
两对长紫檀案，一对紫檀长条桌，一对紫檀琴桌，两对紫檀香。
一对镶嵌花梨木木雕的花炕柜，八把镶嵌花梨木的名贵椅子。
两对紫檀嵌炕桌，几对紫檀嵌炕桌，一对紫檀嵌楠木书立。
同年12月21日，由广东海关监管的德奎向朝廷进献了一批贡品。在这些贡品中，红木家具仍然是莫
屏一对紫檀大小条案二对，紫檀琴桌一对，紫檀宝椅八张
紫檀方机八张，紫檀镶影木半圆桌一张，紫檀镶楠木书格一对
仅这一年，光广东地区重要的官员向朝廷所进贡的各类紫檀类家具就多达六十三件之多。
紫檀雕西洋花纹扶手椅
紫檀：它从海上来
乾隆时期紫檀家具的兴盛与粤海关密切相关，每年大量紫檀料的输送促成了有清一朝家具范式的最终形成。
然而，粤海关为何会有如此大量的紫檀木料供给入京？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
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自1639年开始， 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印度孟加拉湾的马德拉斯建立贸易站，且将这个站点定为往返欧亚航线中的必经之处。
每年秋季贸易季来 临之时，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由英国本地启航，途经马达拉斯采购大批的货物前往中国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往来。
在釆购的货物中，就包括大量的香料、棉花、象牙、紫檀等受中国人欢迎易于交换的物品，其中尤以各类硬木数量居多；其用途除了用于交易之外，因硬木的木材密度远超出普通木料，所产生的份量使其具有优良的耐水性能，经常被作为远洋航行中放置于船底的压舱之物。
东印度公司在去往中国时运输大量硬木用以压舱，返航时则将其易为几乎同样重量的瓷器，放置于远洋货轮的底仓。
在东印度公司1771年的贸易记录中，曾记录了当年秋季公司在中国的贸易状况：
包括1770年迷失航路的四艘商船在内，本季度有二十艘商船装货运回伦敦，比过去一年都多。其中一艘从伦敦直接驶来，一艘从孟买，十五艘从伦敦经马德拉斯，三艘经孟谷莲驶来。
这段文字清晰地显示出马德拉斯据点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性，从中或可窥见乾隆时期，清宫家具制造中数量巨大的紫檀之源头。
紫檀：盛况终难觅
为什么清晚期宫内紫檀家具日益稀少？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则，清宫中的紫檀家具经过几十上百年的积累之后，随着内廷造办处自制的家具、广东地区进贡家具数量与品种的不断增加，以及前文中提到的粵海关解运进京的十二万斤紫檀，在造办处制作下，宫中各处的家具已经基本齐备之缘故。
紫檀本身优越的木性经得起长久使用，因而在之后的嘉庆、道光两朝中，宫内造办处木作的活计逐渐减少，而仅仅以修缮家具之类的活计居多。
因此，至嘉庆二十五年时，新颁布的圣谕要求广东粤海关官员照例每年进贡的物品并没有紫檀家具类贡品，应也与此有关。
二则清宫的索求让紫檀料子愈发难觅，而这对于粤海关的官员来说是一道难题。至于官员管辖之下的十三行行商们，境遇更是艰难。
从清中期开始，作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的广州，其当地官员如粤海关总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大员，每年逢重要节日均需向宫中进贡大量贡品，而这些贡品最终也大都由十三行行商们共同出资购办。
而且粤海关监督即使向行商们采办紫檀、花梨、乌木、羽纱、花毡、洋金银线这样的官货，给出的定价也都是“官价”，比正常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
我们可以想象行商们所承受的盘剥之苦及生存之艰辛，不少洋行因此难以为继而濒临破产，紫檀的向上供应更难保证。
而这种境况宫内的皇帝也有所耳闻，在乾隆五十五年时还颁布过圣谕对其进行安抚，明令广东巡抚、粤海关等官员，停止每年向宫中进贡钟表与洋货等物件，并且严禁地方官员再向洋商商人垫买物件。该圣谕的发布或许可以解释乾隆末年时广东贡品中，以进口紫檀料为主要用材的家具骤然减少的原因。
但是到了嘉庆二十五年，总管内务府既奏准各省要员“所有方物，仍照旧例呈进”，虽然还有精品进贡，但盛况远不如乾隆朝了。
三则与皇帝个人的喜好变化相关。毕竟历史上任何一种宫廷家具风格的消长与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皇帝的个人品味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参考文献：
葛芳《清中期宫廷紫檀家具兴衰之探析》，《美术学报》2018年6月刊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卷 一三），人民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