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诞生后，历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中国酒文化历经4500多年的孕育和快速发展。尤其是西周时期的酒文化，决定了中国葡萄酒和汾酒的发展方向。
在西周丰富的农业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基础上，西周的礼乐文明对西周的酿酒和饮酒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推动了中国葡萄酒和杏花村葡萄酒的大发展和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酒曲的发明和“五气”“六须”的经验，使酿酒步入了有章可循的科学轨道，酒的品质有了质的飞跃。二、设官控酒，以法禁酒，对规范酒业管理，禁止酒祸蔓延，提高酒产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大力倡导“酒礼”和“酒德”，极大地丰富了酒的精神文化价值，成为中国酒文化(包括汾酒文化)区别于西方酒文化的最大特征。
西周酒业的上述新特点，为中国酒文化和汾酒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两个方向：一是用曲发酵。从古至今，酒曲发酵一直是汾酒与全中国黄酒、白酒、菌种发酵洋酒在生产工艺和风味特征上的根本区别。其次，酿酒、饮酒纳入法制化、礼仪化的轨道，大大增加了酒的精神文化价值，减少了其负面效应。在过去的3000年里，汾酒和中国酒经历了无数次的发展变化，但都是沿着这两个方向不断变化、曲折、逐步完善的。
汾酒沐浴着中国酒文化的阳光雨露，一步步发展壮大，度过了婴儿期、童年期、青春期，最终以南北朝时期的汾酒名扬天下。
据卷《北齐书》，十一年：“王小语，康舒，河南人，本名毕德，本名文祥长子，为河南省第一官，赐禅，晋封为王。历任书记处书记、州牧书记。”
“当初，萧玉在神武宫中长大，并于同年与吴澄相爱。将杨安等统领。孝瑜矛其阴谋。武成即位。出于礼貌创。在晋阳，皇帝用手比划着说：‘我喝两杯汾清，劝你在叶喝两杯。’亲爱的，就是这样。"
公元561-564年，武成在北称帝。北齐都城分为上都城和下都城，都城是叶，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其都城位于晋阳，即现在太原晋祠的天龙山地区。在武成帝晋阳，他经常喝汾酒。他劝高小玉在“叶”多喝两杯。而且正是出自北齐军事重镇——晋阳，在《康书》中上书王小语推荐汾酒，可见汾酒的品质之高，名气之大，足以达到“国名酒”的水平。清酒质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以下五点经验：
一、制曲以小麦为原料，工艺精细，质量提高。当时汾酒的酒曲在山西广泛使用。山西位于黄河以东，所以贾思勰在他的巨著《齐民要术》中称这首歌为“河东神曲”，并大加赞赏，说“这首歌杀三石米，一首蠢歌杀六斗米米，所以省钱。”“杀高粱米”指的是脱壳高粱米的糖化发酵能力。据现代科学家分析，这种河东神曲所含的根霉和酵母比笨神曲丰富得多，所以它的糖化发酵能力是笨神曲的5倍。当时还采用蘸曲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发酵速度。
其次，酿酒的原料由小米改为高粱，高粱含有
值得注意的是，汾酒是用少量的水和大量的酒曲酿造而成的，而且是在陶土密封的瓦罐中密封发酵，有利于酒精发酵，所以酒精度大大提高，醇香无比。按照上述方法酿造的酒：“一石大米，却是一桶糟粮.能喝一桶好酒的，只禁半升，三升就醉了。不倒，醉了就死了。”这种酒及其工艺接近蒸馏酒。
四是将原来浑浊的酒过滤成清酒，颜色接近水，酒质纯正，味道鲜美。
第五，酿酒用的“神精”水清澈透明，清甜，烧开后不溢出，容器不锈，洗之柔和。清朝末年，举人沈曾撰文称赞这井里的水，“味道一样好，河东的桑叶不够甜，鲁豫的梨叶不够凉”。现代科学终于揭开了“深井”水的奥秘：杏花村地区地下水丰富，水质优良。其含水层为第四系松散岩石间隙水，地层中锶、碘、锌、钙、钼、镁、铁等元素含量较高，对人体有良好的医疗保健作用。
古代酿酒追求“清”字，南北朝(产地汾州)汾酒命名为“汾清”酒，可见当时“清”度之高，质量水平之高。武成帝御笔推荐了高湛的名酒“汾酒”，汾州所有的酒厂，于是尊称高湛为“名酒王”，并画出来供奉。
在汾酒成名的同时，汾酒的再生产产品——竹叶青(即当代国酒保健酒竹叶青酒的前身)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梁健文帝肖钢以“兰羞荐君，竹酒芬芳”的诗句称赞他。北周文学家庾信在他的诗《齐民要术》中说：“田家闲满，士友流连一时。三春竹叶酒，一曲鸡弦。”《春日离合二首》解释：琵琶弦是绞架筋做的，琵琶弦是用铁拨的。喝着竹叶青酒，弹着琵琶，我兴高采烈。可以看出，这种酒的强度并不大，与汾酒集团生产的竹叶青酒“绵甜绵软”的特点一脉相承。
安杏花村能同时出两种“全国名洒”，使中国酒文化在南北朝时期有了重大发展，尤其是黄酒酿造技术已基本成型。
成熟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国家分裂和氏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连年混战中，广大百姓通过长期的杂居相处，却越来越接近，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一些独具慧眼的统治者，抓住机遇，采取了一系列开发、改革的措施，促进了社会进步与发展，为酿酒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这一动荡时期，各种事业兴衰不定，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异常变化，朝野内外，不满现状，聚饮、独饮随处可见，或借酒泄愤浇愁，或寄情思亲念友，或苟且偷安作乐。这种浓厚的饮酒风气无形中促进了酒业的发展，城乡酒肆增多，晋朝人慕效司马相如、卓文君当垆卖酒之风雅，每每做起酤酒业来。不仅民间兴起，一些达官贵人，甚至连宫廷也在经营酒肆。各酒肆为了赢得满座，努力改进酿酒技艺，提高酒品质量，进行激烈竞争，各地都涌现出了不少名酒。山西更是佳酿济济，除汾清酒、竹叶青酒以外，山西酿酒名师刘白堕(有的文献称其为刘堕)所酿白堕酒，因其酿技高超，在《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众多史籍中都有记载。这时，我国黄酒酿造技艺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这从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作的《齐民要术》(成书于公元533——544年间)一书可以看出。“该书可谓集西周至北魏生产知识之大成”(范文澜语)，是中国乃至世界农学史上首屈一指的优秀著作。其中在“造神曲并酒”部，全面具体地记述了北魏及以前制曲酿酒的各种经验，以及多种酒曲、多种酒品的整个工艺过程。我国在商周时期独特发明的酒曲技术，至南北朝时无论是品种还是工艺，都达到了较为成熟的境地。主要体现在：确立了块曲(包括南方的米曲)的主导地位；酒曲种类增多；酒曲的糖化发酵能力大大提高，我国的制曲技术开始向邻国传播。酿酒工艺在用曲方法、酸浆使用、发酵方法、投料方法、温度控制、后道处理技术等方面部有了重大改进。《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许多制曲酿酒的技术与当代酿造黄酒的技艺已经相差无几，对后世农业和酿酒业影响很大。杏花村汾清酒、竹叶青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改进工艺、提高质量、闻名全国的。酿酒业的发展和酿酒风气的盛行，必然地促进酒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人雅士借酒寄情，吐露心迹，在诗歌、绘画、小说等方面，部留下了许多名传千古的佳作。魏武帝曹操那气魄雄伟、音调深沉的酒诗《短歌行》曾引起后世酒徒的一致共鸣。嵇康、阮籍等人蔑视礼法、追求自由的酒诗刻画出酒徒们的形象。特别是陶渊明在中国酒文化史第一个有意识地将诗与洒“攀亲结缘”，其诗体现了诗中有酒的境界、醉中见诗的情趣，真正挖掘出了“酒内文化”。曹氏父子、“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的酒诗和他们那种醉而有节、不走极端的“魏晋风度”，最终衍化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醉美，再经历代文人的不断补充、阐扬，便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种永恒的范式。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酒酣之后所作的《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们《神异记》、《十洲记》、〈搜神记》，志人小说《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在人物刻画和饮酒描写上，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原本是为维护“礼”的、专门为贵族所制定的酒令，在魏晋南北朝时从民间汲取了大量养分之后，走向成熟，而以洒脱、新鲜的面貌流行于官府和民间，得到了普及和发展。赞美竹叶青的酒诗正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具，除继续沿用了陶器、铜器和西汉流行的漆耳杯以外，在东汉时期已经成熟的瓷器得到广泛使用，尤以青瓷酒器为主，如酒豌、酒注、酒盏以及壶、樽、罐等。其釉色主要有青釉、青黄釉、豆青釉、酱釉、黑釉、绿釉、通体施釉或施半釉，或釉不到底。其纹饰上有莲瓣、弦纹、素面等。其型制上有对贴龙凤罐、人物狮子扁壶、四系、六系、无系、鼓腹、上鼓下缩罐，多是饼足，并有拉坯分段接痕。中国文明于世界，瓷器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一词的英文China原意即瓷器。瓷器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代表着中国悠久的文明。从瓷器的造型来看，它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面貌。
汾阳地区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具比较丰富，现存于汾酒博物馆中的陶瓷酒器有：北魏长颈彩陶壶(826)、北齐虾青釉四系酒罐(64)、北齐灰青釉四系圆腹罐(156)、北齐青黄釉敛口罐(0001)等，均与河北北齐高润墓出土的酒罐相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酒文化和汾酒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