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环境史和全球史研究在西方国家发展迅速。两者结合带来的新视角对于解释欧洲的殖民扩张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本文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在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的生存状况,试图对排华这个“老问题”做出新的解释。他的代表作是孔飞力的《他者中的华人》。孔飞力指出,美国白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他们对华人的恐惧来自经济或政治因素。澳大利亚更担心不列颠民族的白人血统会被熏黑,甚至被彻底毁灭。这两种担忧交织在一起,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人。在孔飞力看来,当地白人深深的不安全感是“白澳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对此,费生在《再造金山》有不同的看法。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就开始反思种族歧视,并在1975年出台了《反种族歧视法》,强调多元文化共存,但直到冷战结束,澳大利亚仍有一部分人(虽然不是主流)不时对中国移民感到焦虑和排斥,尤其是在发生包括传染病在内的社会公共危机时。以至于每年中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反种族歧视法》时,他们都会来到悉尼西郊的六福公墓,祭奠那些在19世纪淘金热中遭受迫害的中国淘金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这群中国受害者的后代,也是因为这一种族歧视事件的影响延续至今。
种族歧视排华的根源是什么?这是费生心中的疑问,也是他在《再造金山》年潜心思考的问题。费生通过研究华人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生态关系,找到了排华的另一个原因:欧洲移民控制殖民生态霸权的愿望与华人移民适应环境的强大能力相冲突。
欧洲移民不仅用枪支、细菌和钢铁打败了原住民,还赢得了多元移民群体间的生态竞争。正是由于生态竞争的胜利,欧洲移民及其后裔主导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生态,成为维持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原因之一。这也导致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华人社区的边缘化。即使在历史研究中,他们也不太受关注,远不如美国或东南亚的研究。
中国移民是如何被边缘化的?他们是如何成为移民社会的“他者”并长期存在的?
对此,费生充分利用官方档案、近代报刊等资料,尤其是维多利亚殖民时期的原始档案,从历史的旧纸中挖掘出这群失语的人。后来,费生惊讶地发现,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中国移民并不是当地建设的被动参与者和旁观者。他们主动参与当地的生态建设,形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对生态转型的影响甚至让欧洲移民产生了生态焦虑,进而展开排华舆论和活动。
《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费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
海参、檀香木与海豹皮
在极端“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澳大利亚社会长期回避与地理位置更近的亚洲的交流历史。事实上,中国早就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了经济和生态联系。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海参成为中国人饮食中的美味和高档食品,蕴含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也促使中国商人在东南亚推广海参捕捞和贸易活动。在中国与南太平洋的海参檀香贸易早期,中国实现了长期控制,其商路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中国主导的海上交通线。
18世纪70年代,中国巨大的市场价值不容忽视,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使得英国商人开始寻找高利润的对华贸易商品。通往中国的“远东航线”(英国探索的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航线)开通后,殖民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大洋洲广泛分布的海豹,它们的皮毛在广州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费总结道,“如果说海参贸易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海外运输的延伸,那么后者则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在太平洋扩张的产物”。在南太平洋,欧洲势力越来越强大,欧洲人成为开辟生物制品新前沿的主要推动者。
“远东航线”开通后,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了中国人移民澳大利亚的记录。1848年是一个里程碑,第一批中文输入记录出现在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劳动力短缺,养羊业的大扩张造成了大量的就业需求。1848年6月6日,英国运输船“罗宁”号从香港出发,随后抵达厦门,搭载120名华工,在海上航行3个多月后抵达悉尼。1851年,在大力推广养羊业的同时,澳大利亚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淘金热。加上资源的吸引,政策推动了中国移民涌入澳洲。
淘金热与排华兴起
这场始于加州,蔓延至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西澳、新西兰南岛的淘金热,吸引了包括华人在内的大批国际人士。珠三角四市移民成为中国移民淘金的主力军。
事实上,与欧洲矿商相比,中国人来得更晚。1853年后中国人逐渐到达矿区时,很多矿区已经被欧洲矿工开采了。中国淘金者所做的是对前人废弃的矿山进行第二次冲洗,但反复冲洗会消耗大量的水,同时破坏地表植被和土壤结构。这是中欧矿工因矿产和水源分配纠纷而发生民族冲突的外因。
澳洲淘金。
欧洲
矿工指责华人破坏矿区环境与生态,尤其是指责华人导致缺水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事实上,在矿区淘金者中的华人所占的比例并不能让他们成为破坏水资源的主要责任人,只是华人动辄几百人的作业方式,让华人破坏水源的印象令人格外深刻。自此,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开始浮现,“华人破坏环境”的负面话语不断被构建。在这个新兴的淘金移民社会,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生态霸权观念正在不断浮现。《再造金山》所提到的让欧洲工人频繁掀起排华序幕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华人矿工与欧洲矿工的利益之争,华人总是一次性把二手矿土淘洗彻底,让欧洲矿工无法再次利用有潜力的矿坑;华人集体作业规模较大,常常一次几百人,太过显眼;华人能吃苦,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能够主动吸纳外来经验与装备,形成一定的族群就业优势;确实存在浪费水资源、破坏生态的现象。
欧洲移民矿工以生态破坏的话语鼓吹排斥华人移民,同时迫使一味妥协的殖民当局通过排华立法与种族隔离制度强行规训华人移民的生态。尤其在“尤里卡栅栏暴动”后,官方向欧洲矿工妥协的行为也姑息并推动了欧洲矿工的排华活动。1865年,限制华人移民入境法和种族隔离制度最终被制定。华人移民在消极抵抗中熬过了漫长的歧视岁月,这段历史也见证日后殖民地排华话语的基本逻辑。在殖民地社会萌动的欧洲中心的生态观正不断走向实践,从而逼迫华人寻找新的出路。
华人移民的生态改造与适应能力
随后,费晟在书中描绘了华人积极投身于当地生态建设的图景。在极端的种族排斥面前,这些来自珠三角的华人把他们故乡的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移植到了新居住区。他们以蔬菜种植业为起点,让被蹂躏和破坏的荒野重新焕发生机。尽管不同矿区华人蔬菜种植业的起步时间并不相同,但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它们几乎各大矿区都已经明显存在,这个规模是值得肯定的。各城市附近都开始建起了中国式的蔬菜种植园,这使得华人不再是所谓的“过客”或“旅居者”。
1865年后,被迫转移到寒冷的新西兰以及炎热的昆士兰殖民地的华人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环境适应与改造能力。由于欧洲矿工并非当地的主体族群,华人矿工也开始注意避免上百人集体作业所引起的瞩目,加上华人擅于改善和操作新技能以及吃苦耐劳、迅速适应新的恶劣环境的精神品质,让华人在奥塔哥矿区不占人口优势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在数个采金场形成了资本优势。
最后,费晟描述了华人资本在矿业开放、水果种植、农业领域的成功案例,譬如华人带来了热带种植物,昆士兰的香蕉本身起源于中国,香蕉产销业的大繁荣最终促成了华人的行业垄断地位等。华人资本空前改造了殖民地的原生态,也大大促进了华人移民与其他移民生态与文化的融合。
19世纪末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兴起的排华思想,不仅仅是因为欧洲人对华人文化或经济竞争力的拒斥,也源于对华人移民生态优势的忌惮。费晟强调,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所谓“新大陆”殖民地之所以成为“新欧洲”,不仅在于欧洲新移民生态对原生态的征服、替代与改建,更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权排挤和压制其他移民的生态与文化。
19世纪澳大利亚排华活动宣传画。
费晟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有海外研究经历的他,优势在于熟练驾驭各种西方理论,比如书中常常提及的“资源边疆”“生态扩张”“系统殖民”理论等。综合而言,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更关注华人移民与周围环境要素,尤其是与其他人类关系的变化不同,费晟在书中提炼出一种书写移民环境史的新思路,即论述以移民为中心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他不仅讨论环境因素在迁徙过程中扮演的作用,还关注移民适应并改造新环境的行为、思想与后果。作者将全球史的宏观视野与环境史视角相结合的叙述模式,最终诞生了这本值得一读的专业著作。
撰文 | 李轻尘
编辑 | 王青;徐悦东
校对 | 陈荻雁